ESSRA：中亚各国独立已有三十多年，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看，它们的现代化国家转型是否成功？在大国博弈的环境中，它们如何顶住外部压力，探索自己的独立发展道路？

施越：要谈中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考虑地区的内陆性特征和各国资源禀赋差异这两个前提条件。首先是海运时代中亚的内陆性问题。18世纪以降，世界贸易以海运为主，亚欧大陆内部陆路贸易额占的整体份额逐渐降低，中亚地区因此逐渐失去了历史上的通道意义。亚欧大陆庞大的陆地面积使得中亚地区成为全世界各大板块中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区域。即便不考虑中亚南侧和东侧的山地地形，各国首都距离最近海港（例如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至伊朗恰巴哈港）的距离也在1800公里以上。实际上，受基建条件所限，中亚地区的大宗商品主要须经俄罗斯或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因此，内陆性是制约中亚各国发展的关键因素，该地区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融入以海洋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加入工业化时代全球的发展进程。

其次，中亚各国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哈萨克斯坦有丰富的能矿资源和相对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有条件以大规模私有化的方式吸引外资，相对平稳地渡过独立之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土库曼斯坦同样有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2006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签署后，土库曼斯坦实现了天然气出口的多元化，在天然气出口价格谈判上获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也为后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的保障。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规模有限，目前主要出口品类由黄金、有色金属和原棉或棉纱构成。同时，乌、吉、塔三国还有大量务工人员赴俄从事跨境劳务。根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赴俄务工人数居各国之首，达到145万人，占比41.9%；塔吉克斯坦排名第二，为98.67万人，占比28.4%；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第三，为56.26万人，占比16.2%。

中亚的内陆性和各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各国的基本战略方向。总结来说，独立之后，中亚国家对各自发展道路的探索，变化最显著的是国族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在政治层面是迫于压力的转型，经济层面则是半推半就的私有化，以计划经济维护独立自主。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道路。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采取了部分产业加强计划经济、部分产业定向性地向发达国家开放的策略。直到2017年以前，乌兹别克斯坦还在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国内棉花采购都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指导，重要工业品由国家分配。此种发展道路须置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南部的地区政治环境下考察。

独立之初，中亚南部一度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1992-1997年发生的塔吉克斯坦内战正是因国内各派在政教关系和地区间利益分配上的争端而起。1996年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后，中亚地区一度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形势。乌兹别克斯坦继承了苏联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南部四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各类基础设施也在此汇聚。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乌兹别克斯坦作为通往阿富汗的关键通道，拥有较好的基建设施，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美国对它的需求。即便在2005年安集延事件之后，为支持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后勤补给，美国仍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换取物资过境乌兹别克斯坦的权限。概言之，乌兹别克斯坦充分利用苏联时期的工业遗产和自身地缘条件，在强化安全管控的同时利用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资源推动国内经济稳步发展。

作为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发展受地缘条件的制约较为严重。这两个国家的边界划分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内外政策密切相关，而较少考虑其作为独立国家所要面对的治理困境。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位于国土北部的楚河谷地，其南部人口集中于费尔干纳盆地东侧，以奥什和贾拉拉巴德为人口中心。南北两部分之间仅有近年修建的山区公路连接，铁路须绕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土。塔吉克斯坦的国土同样主要由山地构成，其首都杜尚别与北部重要城市苦盏之间为崇山峻岭阻隔。因此，其国内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都面临地理环境带来的障碍。两国主要城市的物流主要借助苏联时期的公铁基建网络，经哈萨克斯坦进入俄罗斯或中国。另外，新亚欧大陆桥的主要线路并不经过中亚南部，而是经哈萨克斯坦通向俄罗斯和欧洲。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乌、塔、吉三国作为中亚地理上最核心的地区，实际上却成了亚欧大陆的“盲肠”。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政治中心阿拉套广场，史诗人物玛纳斯的雕像。（图源：作者提供）

最后，作为后苏联空间的一部分，中亚各国的发展必须考虑各主要国际政治力量在该地区的长期博弈。在这一方面，中亚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俄罗斯与西方阵营博弈带来的外溢影响，二是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需要注意的是，中亚地区的内陆性和苏联的基建遗产使得俄罗斯相比美国和欧盟更容易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前，中亚各国的改革整体上与俄罗斯保持亦步亦趋的节奏。上世纪90年代，因俄罗斯外交政策重点是全面融入西方，对中亚各国持“甩包袱”心态，美俄在中亚地区并无显著竞争关系。1999年北约东扩和第二次车臣战争使俄罗斯更加警惕美国与中亚国家的交往。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最初表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和同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为重要转折点。此后，中亚国家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但同时也谨慎地发展多元平衡外交，在维护自身独立的基础上与包括美俄在内的各主要国际力量发展关系，吸引更多国际资源支持自身发展。

二、求变的中亚

ESSRA：今年9月举行的中亚五国首次交通部长会议签署了《加强中亚地区陆路交通运输互联互通多边协议》，对于该地区来说是历史性的变化。依赖陆路运输的中亚五国，过去在互联互通上存在什么问题？这个协定提出的契机是什么，背后有怎样的重大政治意义？

施越：这一协议是在今年9月14-15日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的第五次中亚国家元首峰会期间签署。中亚国家元首峰会机制最初出现于1994年，但因一系列中亚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外部大国干预，中亚五国元首之间的峰会并未常态化。2018年3月，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召集其他四国元首共聚努尔苏丹。此后，2019年、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相继召开第二至五届峰会。从2018年至今，这一会议机制成为中亚五国内部磋商协调的重要平台，表明中亚五国在内部合作上达成了共识。

从1991年到2016年，中亚的基本格局是各国自求生存。在2016年之前，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份额是非常少的。以2015年数据计，中亚五国对外的贸易额大概占其总贸易额的95%，内部贸易额只占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注：2021年区域内贸易增长至10%）。2016年前后，中亚各国开启了新一轮具有自主意识的改革探索。将2016年视为关键的转折点，是因为这一年乌兹别克斯坦开启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占中亚五国总量的一半，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均接壤。因此，其经济改革对于激活整个中亚地区的经济活力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因病溘然长逝。卡里莫夫总统自1989年开始担任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90年当选乌兹别克共和国总统，此后领导乌国直至去世。这一事件迫使中亚各国精英思考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来适应独立二十余年后的新形势。2016年12月，此前担任总理的沙夫卡特·米罗莫诺维奇·米尔济约耶夫通过选举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大力发展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推动地区间互联互通，以发挥乌兹别克斯坦在人力资本和交通通道方面的优势。

因此，2016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显著缓和与塔吉克斯坦的关系，解决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划界问题。正是在米尔济约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的共同提议下，第一届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得以于2018年召开。乌兹别克斯坦的国策从原来的安全导向转向经济发展导向以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发展就有了抓手。哈萨克斯坦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合作伙伴加入，就能促成中亚五国内部的合作。可以说，当前中亚形成改革格局的进程中，乌兹别克斯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016年后中亚各国改革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锐意改革的领导人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继米尔济约耶夫之后，2019年卡西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夫当选哈萨克斯坦总统，2021年萨德尔·努尔戈若耶维奇·扎帕罗夫当选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三位领导人均对本国的行政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任用了一批80后青年官员，积极革除此前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积弊，推动各领域通过国际化来争取更多发展的资源。可以看到，目前中亚各国独立自主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

此外，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中亚国家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激励作用。中国的独立自主、减贫、绿色发展等理念均得到中亚国家的关注。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医疗物资和机电设备方面对中亚国家的援助和出口显著提升了中亚国家在公共卫生、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中亚五国共建“一带一路”，为中亚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