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亚南部工业化与中国的角色

ESSRA：中亚是新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在中亚诸国思变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联通项目发挥了什么作用？结合您的调研情况，未来推动中国-中亚合作深入发展的重心在哪里？

施越：中亚国家必须面对的一大发展困境就是前面所述的内陆性。而这一状况仅靠亚欧大陆既有的交通网络难以有效改善。尤其是中亚南部四国受地理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局限，很难成为这些贸易线路的重要节点。从东西方向来看，经过中亚地区主要是两条线路，一是“新亚欧大陆桥”，即东起连云港，经兰新线从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入欧洲。媒体上经常报道的“中欧班列”主要使用的正是这一线路。而这条线路的基础是苏联时期建设的铁路网络。因苏联时期的铁路系统使用宽轨标准（1520毫米轨距），而中国和欧盟则使用标准轨（1435毫米轨距），新亚欧大陆桥存在跨界换轨问题。与换轨同样重要的是穿越不同经济区域所需耗费的海关边检时间成本。

另一条线路是目前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积极推动的跨里海走廊。2018年环里海五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和阿塞拜疆）签署《里海公约》后，跨里海走廊的建设得到了更多关注。但目前里海沿岸港口的规模较小。历史悠久的阿塞拜疆巴库港2022年货物吞吐量仅约631.4万吨，其2018年改造后的设计吞吐量为1500万吨左右，第二阶段改造完成后预计吞吐能力可提高到2500万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港的吞吐能力约2100万吨，哈国当局在其南部新建库雷克港。考虑到里海港口的物流承载力和里海港口装卸的时间成本，跨里海走廊仅可能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补充，以及环里海国家在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筹码。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南部四国从这些传统的贸易线路上获益有限，但是近期提上日程的中吉乌铁路有可能改变这一现状。参考目前披露的路线方案，中吉乌铁路从中国新疆的吐尔尕特出境，经吉尔吉斯斯坦中部地区通达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集延，并由此介入中亚地区的铁路网络。中吉乌铁路经过的费尔干纳盆地正是乌、吉、塔三国边界交错之地，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约1500万人口。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人地矛盾相对尖锐，当局提供就业能力有限，一度面临较为严峻的极端主义思潮威胁。中吉乌铁路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尤其是中资进入，促进中亚南部的工业化。我们需要看到，由于中亚南部四国的工业化水平较低，政府偿债能力较弱，投资环境相对较差，目前中资企业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格局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尤其是当地的能源部门，包括油气相关产业链行业和新能源行业。

为什么说推动中亚南部的工业化尤其重要？中亚今天的产业格局是苏联时期奠定的，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在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下，哈萨克斯坦与中亚南部四国分属于不同的工业区。事实上，在苏联的经济区划中，“中亚（Sredniaia Aziia）经济区”包含的是中亚南部四国，哈萨克斯坦不属于中亚经济区。与铁路网、石油和天然气管网相似，南部四国共享电网。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每到冬天发电量都会遇到瓶颈，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发电量同样存在缺口。目前各国的电网设施还在改造升级，以应对与日俱增的用电需求。

必须看到，乌兹别克斯坦有较大规模的人口和相对集中的市场，又正处于关键的改革阶段，对中亚南部各国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工业发展潜力可观。目前该地区发展工业最核心的瓶颈是物流成本高，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就是中吉乌铁路。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将极大促进中亚南部的工业化进程，不仅能帮助中亚国家抵御极端主义思潮，也有利于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中吉乌铁路规划线路沿线的盘山公路状况。（图源：作者提供）

ESSRA：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很大一部分要依赖于具体的在地项目和投资所构筑起来的连接关系。您今年夏天在中亚对许多中资企业做了实地调研，根据您的观察，中企在中亚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什么？

施越：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到中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而且为南部乌、吉、塔三国改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例如，苏联时期乌兹别克共和国曾于1966年至1972年建设3100兆瓦的锡尔河热电站，以天然气为燃料。它至今仍是乌兹别克斯坦乃至中亚乌国最大的火电站，是南部四国电力供应的重要设施。21世纪初，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曾提供融资，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为锡尔河热电站提供维护。但经过50多年的运营，该电站已经出现严重的老化问题，部分设备已多次出现故障。中亚国家电力系统设备老化所导致的区域性、间歇性停电是近年来困扰各国发展的突出问题。其原因包括人口增长带来的用电量上升，以及线路老化、沙尘暴、缺水等问题。

2020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与沙特国际电力与水务公司（ACWA Power）签署合作协议，在锡尔河热电站附近建设锡尔河1500兆瓦燃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该项目采用目前世界上燃烧温度最高、单体功率最大、效率最高的燃气轮机和“废水零排放”设计方案，是世界领先高效的绿色节能环保工程，建成后发电量将占乌兹别克斯坦全国总发电量的10%，可满足300万人的用电需求。在第一期1500兆瓦项目完工后，乌国计划建设第二期（1600兆瓦，由哈尔滨电气集团承担工程建设工作），之后将运营50余年的锡尔河热电站逐步退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该项目由海湾国家企业中标承建运营，但中国能建是该项目的总承包商，中建五局是工程建设的主要参与方。在业主方的要求下，该项目三个核心部件（燃机、汽轮机、热锅炉）分别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企业采购，但实际上其部件和钢结构仍分包给中资企业制造。中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地理距离上的接近有助于中资企业发挥中国工业体系在装备制造、工程承包和物流运筹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对于此类大型基建工程项目而言，即便项目由欧美或海湾国家企业中标承建，但总包和设备制造往往须中资企业参与，可谓“条条大路通中国”。

新电站工地指挥部和苏联时期老厂三根烟囱同框，呈现浓厚的“接力棒”意味。（图源：作者提供）

观察中资企业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企业经营活动所带动的人文交流。锡尔河联合循环电站项目在土建高峰期有近2000人参与建设，其中有超千人为乌兹别克斯坦国本地员工。此外，还有来自菲律宾、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工程师。其中，一些此前有来华留学经历的乌国员工受聘为翻译，并在项目实践中逐渐历练成为工程助理。项目投产发电后，发电公司还将吸纳更多当地员工，培养更多本土运维人才。可以想见，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客观上支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行业本土人才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讲，锡尔河燃气联合循环电站项目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苏联解体30多年后，中国的工程建设企业带领着包括中乌两国在内各国的工程师和工人接过了苏联传递的“接力棒”，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继续推动中亚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大型国企牵头或参与的重要基建项目是中亚国家在新时期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石。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逐渐改变中亚国家社会经济面貌的中小企业。我们调研发现，受限于内陆国的物流成本瓶颈，中亚的投资环境虽然不利于大资本企业的大规模投入和资本化运作，但一些中小型企业仍能够发现商机，充分开发本地尚未被商业化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利用各自的专长加入到了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例如，苏联工业体系的短板之一是轻工业。而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建材和居家用品生产等行业长期裹足不前。近年来，一批中资企业进入乌、吉、塔三国投资水泥、玻璃、瓷砖和小五金等领域，就地取材，利用当地尚未被充分商业化的原料，配合从国内引进的生产线，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帮助对象国延展了本地产业链。

上述生产型企业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当地人不仅能在本地买到更廉价、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还能在本地从事薪资待遇更高的工作。在使用大规模本地劳力的同时，这些企业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当地的人力资源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整体上全球范围内海洋贸易节点的兴盛和内陆地区的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内陆的优质劳动力不断被“虹吸”到沿海。这就使内陆的国家和地区长期存在发展瓶颈。中亚地区地理上远离欧美和日韩等发达国家，因此更加难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人才和技术。规模有限的外资主要瞄准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行业。

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为包括中亚在内的内陆地区提供了发展的重要助力和道路借鉴。近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基建水平的极速改善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为中亚国家成体系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持。除了前面提到的基建、能源和产能合作以外，中资企业不仅简单地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还通过专业培训，提升了当地的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市场竞争力。即使最后选择到俄罗斯或欧洲务工，这些劳工也能利用所学技能获得更好的谋生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中小企业也在推动本地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尤其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农村和山区，很多民众还保留着传统农民或牧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

在人口爆炸的时代，上述现象与经济贫困、性别不平等、宗教极端化等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在一些企业调研案例中，我们观察到，中企通过在当地身体力行，传递着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生活理念：将更多人口组织入工业化的社会体系中，为更大规模的人口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亦即“更好的生活”。而所谓“更好的生活”，往往包含一些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非常朴素的生活观念：保证健康营养的一日三餐、保持生产生活环境卫生、工作场所遵守生产纪律和安全规章、女性应该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等等。

例如，在我们调研的一家矿产采掘企业，担任企业后勤保障部长的就是一名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族女士。她原先在矿区附近村庄的卫生所担任护士，后来担任过村幼儿园的园长。企业进驻之后，管理层看重她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因此请她担任协调员。因工作出色，她被提拔为吉方食堂管理员，负责300余名员工的日常伙食。在她的管理之下，食堂不仅节约了开支，伙食水平较之前还有显著提升。此后，她历任矿区办公室副主任和企业后勤保障部长。目前，包括中方员工在内整个企业数百名员工的餐饮、住宿、医疗、卫生等事务均由她掌管。在长期的工作中，这位女士掌握了流利的汉语口语，但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汉字书写。她的故事正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典范。

因此，“一带一路”的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大型企业、国企的基建、能源、产能投资，还有贴近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这些中小型企业所作的贡献——大量这样的中小企业从中国走出去，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当地人的福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长期互动交流，让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走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价值观里有很多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理念，逐渐改变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解。这才是真正的“民心相通”。对于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也体现在这里：为中亚内陆国克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弊病提供镜鉴和助力。

施越：《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