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近年来，不少德国企业加大了对华投资，从您接触到的德国企业看，他们如何看本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前景？这样的搬迁，是否如外界所担心的，会影响德国本土经济发展？

史世伟：如汽车制造商和西门子等国际企业，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这些企业在国外投资已成为常态，西门子在国外的雇员数量甚至超过了国内雇员。整体来说，德国在中国投资仅占其总对外投资的6%，相对较少。

近年来，德国在华投资，特别是汽车行业的投资，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两国在产业链上的深度融合。德国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和电子行业，与中国产业链的合作已经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

德国的汽车产业在中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自201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每年销售约3000万辆汽车。现在中国在电动汽车研发、智能网联汽车软件等方面走在前列，德国企业也需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与中国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

大众（中国）资料图

这种全球化布局并不会对德国本土工业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相反，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能够为其本土工业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创新的机会，所以不少之前搬离中国的德国产业链最近也在搬回中国。

现在德国人有一个战略叫“在中国为中国”，这种“在中国为中国”的策略本身也是一种应对地缘政治危机的尝试。中美地缘政治风险在加剧，这种在地化策略有利于德企在面对地缘政治冲击时，保持其在中国的商业能力。

观察者网：从企业出海角度看，这样的成规模外迁能否对德国经济产生一定反哺？它的出海模式和之前日本大型企业在海外设置产业有什么不同？

史世伟：德国和日本的企业出海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德国中小企业基于自由经济和市场需求，早在一战前就已形成国际化趋势。德国的外向型经济在一战时就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

除了汽车行业，德国还有许多中小企业在机械制造等领域占据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是各个行业的隐形冠军，这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冷战后不仅德国大量投资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还会在波兰、捷克等国进行大量投资。德国经济在2011年那段时间非常景气，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当时放松了一些针对外资的限制。从历史角度看，德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更加合乎经济学规律更加自然。

相比之下，日本的企业出海动力则在于广场协议。在广场协议后日本由于经济、军事都依附于美国，受到美国压力不得不减少出口。为了应对出口限制和宏观经济压力，日企被迫转而在海外设厂尤其是在美国设厂，开启了国际化进程。这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过程。

观察者网：整个欧盟近年来都饱受高通胀、高能源价格等的影响，不少人认为欧盟可能会出现整体性的去工业化。您认为这是否会发生？未来欧洲发展对于全球地缘政治以及中欧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史世伟：从数据上看，欧洲的高通胀已经有所缓解，虽然高能源价格仍对欧盟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有所突破，俄乌冲突前，德国的电力供应的大概只有不到50%是可再生能源，现在已经接近60%。

在近几年，欧盟一直在努力避免去工业化，工业结构也正在进行调整。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如半导体、电池等）来保持制造业的竞争力；将过去的老工业，如能源密集型产业（化工、钢铁等）转移到国外，欧盟正在通过在其他行业实现基于转型和创新的新工业化。

德国勃兰登堡风电场视觉中国

在全球地缘政治中，中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的军备增加、能源问题和通货膨胀都与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意大利等国的领导人呼吁尽快启动谈判，结束战争。然而，欧洲在对俄政策上仍存在不确定性，只有部分国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在全球地缘政治背景下，我认为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与欧洲加强合作。欧洲领导人频繁访问中国，表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有合作的意愿。中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谈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改善中欧关系。

中欧经济合作空间同样也很大。6月，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市场销量超过2.3万辆，环比增长72%，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而且欧洲在电动汽车和光伏产业对中国的依赖仍然较大，同时欧盟不同于美国，没有争霸意愿，合作意愿会更强。所以中国在推动全球碳中和目标方面可以继续推进与欧盟合作，欧盟要实现碳中和也离不开中国产业。

现在看来，由于需要在高科技产业等方面实现战略自主，欧盟对中国的依赖和防范并存。欧盟希望在高科技产业（如芯片、电池等）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实现战略自主，但是中欧依旧有在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下进行合作的巨大空间。双方不仅可以在WTO框架下解决贸易争端，还可以制定新的产业政策规则。

中欧关系未来依旧可以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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