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玮鑫：其实查实腐败的方式无非几种，在中国、美国或者一些欧洲国家差异不大，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检举，这次也有一些检举奖励办法。收到信息后，公安部门或者其他监管部门可能会突击或者提前通知到现场调查，要求企业、医院和个人提供相关文件和资料，同时与关键人员进行访谈。这与20年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是可能文件和资料的载体不同，关键人物不同，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同。

在理论上，根据大数据调查腐败行为是可行的，比如转账会留下记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很难的。

首先，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腐败行为一般不会使用留有记录的给付方式，或者在明面上看，刚刚提到的学术会议、赞助等资金往来可能都是正常的，我们很难从数据本身去看出问题来。其次，目前数据并没有那么方便流通，我们有《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这方面的法律法规，那么谁有职权去获得这部分大数据，以及从哪些部门收集这部分大数据，现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所以，想要更好地根据大数据来调查腐败行为，还有需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和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

观察者网：那么医药代表在职期间的违规行为，是药企的责任还是药代个人的责任？行贿方和受贿方所受到的法律惩罚力度有何不同之处吗？

邱玮鑫：整体而言，无论是药企还是药代个人，法律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依据《药品管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向医师或医疗机构提供不正当利益的商业贿赂行为，会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更严重的就是刑事责任，对于行贿对象不同，《刑法》也有不同规定。

至于医药企业跟医药代理个人之间的责任划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具体分析。我们在调查或者说进行法律评估的时候，如果是药代的个人行为，那一般会视作个人犯罪，与企业无关；如果企业中层或者高层是知情甚至是推动的，那就是单位犯罪，医药企业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具体来说，第一，我们要看这是药代的个人行为，还是企业里的普遍行为；第二，药企高层是否知晓、甚至鼓励这件事情；第三，药企内部有没有完善的合规制度来预防腐败行为，它是浮于纸面，还是很好地执行了，这几个因素都要考虑到。

我注意到，7月25日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对行贿增加了新条款，明确提出在医疗领域要从重处罚。在以前的《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对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相对偏强，所以这次要加大对行贿方的处罚力度。

观察者网：有媒体报道称，有医药企业强制要求医药代表签署免责说明书，如果被调查，一切刑责与公司无关。关于医药代表是否药企的“背锅侠”，您有何评价？医药代表常被认为是灰色职业，是否有需要“正名”之处？

邱玮鑫：关于“药企让药代签署免责协议，让药代个人担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即便真有，这份协议也是不作数的。在腐败行为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药企不能够借这份协议来撇清法律责任。而且按照我的经验，企业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做到。

第一，并不是企业说想要“弃车保帅”就能“弃车”的，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和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评判。第二，世界各国的反腐调查很多都是靠内部检举启动的，甚至竞争对手检举，如果药企真的采用甩锅的方式，我相信药代也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做“背锅侠”，手头肯定有最一线、最扎实的证据来证明药企知晓和鼓励这件事情。而且有了检举奖励规定，很多药代还可能主动披露和检举事件。

至于医药代表是否需要“正名”？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样，医药代表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理论上应该是非常崇高和专业的，是以学术为导向的。

过去二十多年，受各方面因素影响，部分医药代表可能会有一些不合规行为，导致大众对整个行业或者职业产生了负面看法。我也希望通过这么一次大反腐，能够给合规的医药代表“正名”，能够恢复这个职业设计之初的专业性和学术性。

观察者网：与其他行业的反腐相比，医药反腐的严厉程度有何不同？考虑到医疗资源的宝贵，对医务人员的反腐行动会不会稍微温柔一点？

邱玮鑫：国家从20多年前就开始注重医药反腐，最近几年几乎是“年年反”，相对来说会比其他行业的力度更大。不过，但凡涉及到利益比较庞大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出现腐败，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不同行业反腐的法律依据和手段并没有太大区别，该查处就查处，与职业无关。

同时从客观情况来说，目前反腐败的主要对象可能还是以科室主任、副院长或者院长这样的级别为主，好像并没有太多涉及到普通一线医生。

网传落马名单（截至7月25日）

但是同样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通的一线医生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手中没有对应的权力的话，他们其实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滋生腐败行为的环境。我觉得，这也是国家反复强调针对“关键少数”开展集中整治工作的原因，而不是一竿子打死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