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门”会破坏市场秩序

“不同于西方政商‘旋转门’双向流动的特征，中国政商‘旋转门’基本上是一个单向度的流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起官员辞职转换身份，商人“旋转”进入政界很难。因为加入公务员系统，要么考试选拔，要么通过干部调动，但在我国不存在从非公部门向公共部门调任的制度空间。

从落马通报来看，金融界政商“旋转门”不仅单向流动特征明显，而且频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旋转门”。这几年，随着金融领域成为反腐败的重点，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被深挖出来。另一个原因在于，金融领域的行业性特点以及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使得金融领域领导干部更容易实施“旋转门”腐败，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银行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金融行业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从业人员多，需求多样，若想要牟利就能找到机会。同时，被监管的金融机构类型丰富，数量庞大，属于典型的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

庄德水表示，政商“旋转门”问题之所以在金融领域这么突出，就在于行业内潜藏着太多的代理人。这些人不停转换身份，从而造成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金融政商‘旋转门’最突出的危害是，会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最典型的就是银行贷款，给利率优惠，或者是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融，帮助其拿到贷款。还有帮助企业以非正当手段获取金融牌照，利用人脉和影响力获取内幕信息，通过交易获利等。此外，在保险、信用评级领域也会涉及。”上述业内人士说。

黄曦曾在中国建设银行系统打拼了32年，历经公司业务部、集团客户部、投资银行部、机构业务部等多个重要部门。

“黄曦资金领域人脉很深，很多企业抢着要。”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黄曦“告别”建行仅一个月后，就加入泰禾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分管资金部。2019年1月，泰禾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福建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泰禾集团高管与建行系统渊源颇为深厚。董事长兼总经理黄其森于1996年在福州创立泰禾集团，在此之前，黄其森曾在建行福建分行工作了8年。另一名高管泰禾集团副总裁林文华，此前曾任建行福建省分行福州城北支行行长。除了黄曦，黄其森和林文华也分别于2022年上半年被带走调查。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消息，黄曦涉嫌受贿罪一案，2023年1月，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白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白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黄曦利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投资银行部、资产管理部、机构业务部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业务开展、人事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钱款，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陈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商“旋转门”会让官员与企业之间有利益关联，导致公共政策失败。如果听任这种“门”继续旋转下去，会毒化公务员的为官心态，也会助长企业管理人才攀附权势的企图，毒化其成长环境。

设立制度“防火墙”

为了遏制政商“旋转门”腐败现象，200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商“旋转门”进一步规范界定，设置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三年权力“消磁期”。

“设置‘消磁期’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政商‘旋转门’腐败，防止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谋利，离职或退休之后变现的‘期权式’的腐败。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双重身份来掩盖自己的腐败行为，把钱权交易的不正当行为掩盖在合理的商业运行之下。而且，从保密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保护政府信息安全。”庄德水说。

随着政商“旋转门”腐败风险日益加剧，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规范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

2013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件”），提出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此外，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中的任职（兼职）资格、任职年龄、报酬等方面作了严格限制。

在资本市场上，“18号文件”引发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潮”。据不完全统计，规定公布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超250名独董主动辞职，涉及上市公司近300家。这些独董中不乏金融监管部门官员。例如，曾担任光大银行独董的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担任平安银行独董的原深圳银监局副局长刘南园。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叶青等人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与一般独董辞职相比，官员独董因“18号文件”辞职导致公司市值在公告日前后5天下跌超过2％。并且，随着官员级别提高，公司市值下跌愈加厉害。

“这意味着市场不但清楚官员独董并非等闲，还能清晰地识别不同级别官员背后的‘能量’差异。”叶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研究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在监督、咨询方面有上佳表现，实际上更是要差于一般独董。因此，这些证据意味着官员独董的价值主要来自官员身份所带来的资源获取和寻租功能，而不是更好地监督和咨询作用。

“从市场反应来看，通过遏制政商‘旋转门’堵住寻租渠道应能起到一定作用，因此不失为在制度层面抑制官员腐败的可行之策。”叶青说。

从2017年起，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再就业的规范性文件更加密集出台。当年，中组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要求公务员申请辞去公职时应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在从业限制期限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

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完善了离职后从业限制规定。将三年的权力“消磁期”范围在“原系领导成员”之外增加了“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专家表示，该举措可有效遏制利益输送，对防止政商“旋转门”腐败有着积极意义。

不过，上述一系列规定范围限于党员以及公务员，对其他履行公职的人员无明确约束，政商“旋转门”仍然存在机会。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实施。监察对象除了公务员以及参公管理人员之外，还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等5类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其中就包括了国有金融机构领导干部，金融界的政商“旋转门”空间进一步压缩。

近两年来，中央多次重申不得利用职务影响谋利，深挖政商“旋转门”背后的腐败问题。2022年2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政商“旋转门”等典型共性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在2023年1月举行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指出，深化整治金融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纠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问题。

“中央明确要求整治‘旋转门’问题，说明这个问题会催生新型腐败，因其具有隐蔽性、潜伏性，正越来越引起重视。同时，中央正着力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而政商‘旋转门’腐败恰恰是重点，体现了综合施治、标本兼治的反腐败策略。”庄德水说。

制度还需打补丁

目前，针对金融领域“旋转门”极易引发腐败问题，不少金融单位也有了制度性安排。

“前期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规定，从银保监会直接离职，肯定不能到过去监管对象机构或和这个行业密切联系的机构任职。还有保密过渡期、解密期的限制。”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原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

银行也开始加大力度破除银企“旋转门”。例如，中国银行排查6510名离行人员离职去向，对涉及银企“旋转门”的干部，责令限期解除与相关企业聘任关系、终止中行与相关企业业务合作。

然而，前述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在金融界依旧有很多人游离在监管之外，通过“旋转门”谋利。“现在有规定限制，不能到企业任职。但有些人会担任顾问，企业不给聘书，但会给任职顾问的薪酬。此外，也有人通过家人、利益关联人在企业谋求利益，这些查起来都很困难。”

庄德水也表示，政商“旋转门”是一个难点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

“政商‘旋转门’腐败行为反映出传统的监督模式不可能做到长期监督、全过程监督。因为监督成本过大，监督周期过长，监管信息滞后。一旦监管链条不连续，腐败分子就会钻漏洞，打擦边球。”王立峰说。

王立峰进一步表示，现有党纪国法对这类新型腐败的惩治还存在着制度短板，有效防范“旋转门”的制度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既有规定只是突出了短期效应，但长周期的期权腐败仍无法有效监管。此外，既有监管技术和手段还有待提升，面对新型腐败的隐秘性、长期性，还需要借助更多的科技手段。

庄德水分析，目前对领导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缺乏有效信息掌握，对他们离职后从业行为缺少实质性的监管措施。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现实中，很多地方没有严格执行“18号文件”规定。这类人员离任后，去跟原单位打交道时，现在也没有规定他们需要向原单位提前报备。

“现阶段规范政商‘旋转门’的法律法规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点，缺乏系统性、专门性法律规定。”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副教授李春花在《拆除政商“旋转门”，重塑公务员退出规制》一文中表示。

李春花举例称，一些离职公务员虽然未在企业任职，但依然与企业之间保持着利益输送关系，例如企业就相关问题向其进行咨询等，这类问题并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另外，离职公务员违规后的惩罚措施也存在着较弱的操作性。涉及的惩治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不清，有可能造成互相推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陈天祥认为，这一规定明显处罚过轻，违法成本过低，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应采取适度从严的原则，尽快修改和完善对违法任职方面处罚的法律规定。

多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商“旋转门”本身就是公务员利益冲突的体现。完善公务员利益冲突机制，是对其进行有效规治的重要手段。

张磊认为，可以参考域外立法，引入预防性“旋转门”利益冲突罪，考虑刑法提前介入，将离职公职人员严重违反“旋转门”条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与其他党纪国法紧密衔接，从而形成对离职公职人员的长期威慑，从源头遏制“旋转门”腐败犯罪。

此外，王立峰表示，有的腐败分子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数字支付替代现金交易逃避监管，有的通过影子公司、隐名股东等形式逃避审计监督。整治政商“旋转门”问题，要提升反腐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在数据联通与整合过程中挖掘隐秘线索，进行全方位排查，以海量数据对比，找到问题线索。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政商‘旋转门’还会有新的变异形式，面对新型腐败现象，一定要露头就打，防范增量型腐败。”王立峰说。 

（记者：哈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