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编辑/马雪、冯雪】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案原定12月1日开审，但香港法院早前批准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抗辩，令此案横生枝节。香港特区政府三次依法阻拦均被法院驳回。

11月28日晚，香港特首李家超发声明，建议提请人大释法，以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能否参与国安案件。

香港律政司也向法庭申请押后黎智英案审讯并获批准，该案延后到12月13日开庭，若人大释法有确定日期和议程，不排除律政司再申请延后，以确保该案在正确的法律理解和法律环境下进行。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对观察者网指出，黎智英能否聘请英国律师，称得上是香港国安法实施过程中的一次“考验性案件”，但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慎重考虑，没有得到香港法院的回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认为，从普通法专业角度来看，香港法院的裁决有其理据，但其过于偏重程序正义，回避了外籍律师可能造成国家机密泄露、对国安法理解存在偏差等实质问题。

“这表明香港法院未能准确理解国安法立法原意及其自身司法角色，需要人大释法来澄清，对香港法院应当怎样理解和适用国安法作出宪制性监督和指引。”田飞龙说。

近来香港有声音认为，若香港本地处理黎智英案确有困难，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有关条例，将此案移交内地直接管辖。不过受访学者均认为，事情尚未发展到这一步。

田飞龙表示，移交内地直接管辖是一种备选方案，但不是优选，因案件已在香港法院进行到实体性审判阶段，临时转换管辖对香港法治与司法独立冲击过大，会挫伤香港司法的基本信心与管辖能力基础。由人大释法来澄清国安法立法原意，同时支持香港法院走完该案的全部司法程序，这种法律组合是目前较为合理的方案。

2020年12月12日，被加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黎智英，被囚车押解到西九龙法院提讯 图源：澎湃影像平台

按计划，案件应于12月1日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审，由3名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

不过，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在今年10月颁发许可，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蒂姆·欧文（Tim Owen）以“专案认许”方式，为黎智英出庭辩护。这一举动引发香港律政司和大律师公会的反对。

律政司随后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上诉，指出香港国安法的唯一官方语言是中文，英文版本仅供参考，而且法例下国家安全的概念，与中央政府及香港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宪法等息息相关。来自海外的法律代表，或对中央及香港特区的独特背景无法充分理解。

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高等法院上诉庭11月9日裁定律政司败诉。11月16日，律政司再向上诉庭申请向香港终审法院提出上诉，并在书面陈词中首次提到，准许海外大律师参与本港案件，与香港国安法试图防止外国或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以及保障国家机密免被外泄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

这一请求再次被上诉庭驳回。上诉庭认为，本案并无涉及关于国家机密的指控，而英国的大律师，同样受到英国当地的专业守则约束。

11月22日，律政司直接向终审法院提出申请上诉许可。

香港终审法院11月28日下午4时颁布判词，驳回律政司的上诉许可申请。终审法院认为，律政司在向上诉庭申请往终审法院上诉时才提出新论点，尽管该论点有明显重要性，但因之前未曾在下级法院讨论，故驳回许可申请。

这意味着律政司在香港本地司法层面“终极败诉”，英籍律师欧文将能够为黎智英出庭辩护。

欧文此前曾有来港参与案件的经验，包括在2014年“七警案”中担任第一被告黄祖成的辩护律师，以及在2014年驻港英籍高官杀害两名印尼女子案中，担任被告鲁里克·贾汀（Rurik Jutting）的辩护律师。

11月25日，香港终审法院开庭审理律政司上诉案，欧文（中）到场旁听  图源：星岛日报

作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受关注的案件，黎智英能否聘请英国律师受到外界高度关注。香港终审法院驳回律政司上诉请求后，不少香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提出质疑，并呼吁特区政府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由本地律师参与涉及到国安法的案件属于国际惯例，她从未听过有关国家安全的案件能允许海外律师参与，譬如美国不会允许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籍律师参与国安案件，英国也是如此。她相信香港本地律师有能力及专业知识处理有关案件。

李晓兵对终审法院的裁决感到遗憾。

他对观察者网表示，特区政府的准备非常充分，律政司上诉过程中阐述的意见也非常中肯，结合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精神，以及外国律师参与此案的必要性、适当性等。然而，律政司三次申请均遭到法院驳回，“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慎重考虑，没有得到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回应。”

田飞龙认为，黎智英的辩护权案经历了原讼庭、上诉庭和终审法院三级的审理，最终维持了对英国大律师的聘用决定，这对香港国安法全面准确实施，以及维护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

田飞龙指出，香港法院从普通法的专业性以及上诉许可规则出发，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看，有其理据。但是，终审法院回避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即该案涉及到对香港国安法的准确理解和适用，也涉及到外籍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可能造成国家机密泄漏问题；外籍律师对国安法的理解、尤其是对国安法所根植的中国宪法秩序的理解可能存在严重偏差。此外，中国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方面有不同的认知，甚至存在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允许英籍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并不是形成国安判例法和国家安全法理学的良好安排。香港终审法院存在重程序、轻实体的规范性偏向和裁判依赖性，从而未能充分理解和权衡本案的国家安全重要性，对宪制问题缺乏责任伦理，最终将问题向外向上推送，未展现终审法院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理性塑造功能。香港终审法院并非不专业，而是不尽责。”田飞龙说。

香港终审法院  图源：终审法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