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实现经济腾飞，同体量、同样采用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印度又何以在与中国的“竞速”中掉队，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有趣的谜题。

本文作者Haoyu Zhai借用“发展型国家”模型并提出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发展型国家的三元分析框架，认为上述谜题的答案在于中国成功满足了三项条件，最终建立了“发展型国家”而印度则没能达标。

作为一篇学生习作，文章在案例选取和内容分析上稍显稚嫩，但在文献梳理和理论框架搭建上非常出彩。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各位参考。

【文/Haoyu Zhai，编译/张谦和】

一个有趣的发展政治谜题是，为什么尽管中国和印度体量相似，并且都采取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但现代中国在经济增长和转型方面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印度？

196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以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略高于印度的1.5倍，但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印度的5倍以上（世界银行，2016a）。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与印度大致相等增长到比印度高出5倍，她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主要领域的净产出也同样始终超过印度（世界银行，2016b，2016c）。

中印人均GDP对比（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图：USCI）

如今，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而印度仍处于中等偏下的阶段，这种差别提醒着我们，中印两国在国家发展成就上存在显著差异。

考虑到两国或多或少都采取国家导向的发展模式（Brandt和Rawski，2007；Frankel，2005），这样的结果差异似乎表明国家干预在两国发展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并取得不同的成果。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中国可以并且已经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而印度却没有，或者至少没有产生相称的效果。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将详尽回顾有关“发展型国家”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的分析洞见，该模式表明，一个基本上摆脱特定社会压力的，有能力的国家，可以通过有目的地干预国民经济来促进经济发展（Woo-Cumings，1999）。

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国之所以最终取得的不同发展结果，是因为中国成功建立了“发展型国家”，而“发展型国家”在印度缺失或出现功能失调。因此，分析两国发展差异的重点，在于从比较的视角，确定中印两国一个成功建成发展型国家而另一个却失败的原因上。

本文将进行上述分析，其核心论点是，中国能成为发展型国家而印度却未能建成发展型国家可以归因于三个与国家相关的关键因素上：国家相对社会利益的自治程度、经济干预的能力以及采取的发展战略。比较来看，相对较高的国家自治程度和经济干预能力以及明确以经济增长为优先事项的战略使中国成为发展型国家，而国家自治程度和经济干预能力不足以及混合了互相抵触政策目标的战略致使印度未能成为发展型国家。

本文将以如下内容展开：首先，是文献回顾，以确定构建发展型国家的关键政治和结构前提条件，并验证中国是发展型国家而印度不是的假设；接下来，将论点置于实证背景中，并根据确定的标准比较评估两国的政治社会条件；最后，简要评论两国发展模式的现状和未来。

一、发展型国家：模式和先决条件

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来说，两国开启工业化道路的时间不长，远没有经历过欧洲和北美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经历的经济迅速扩张和工业化。两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追上先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

正如格舍恩克龙（1962年）所指出的，面对这样的挑战，国家（理解为国家内部的政治行政体系，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附属的官僚机构）的自然反应是有意识地试图促进和加快工业发展的过程，这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产出和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转向以工业为主导。因此，国家可能通过有针对性地介入国民经济来实现这些目标，通常表现为优先发展本土企业和产业，而非发展具有外国联系的企业和产业（Minns 2001: 1026-9）。

只要国家试图并成功实现上述经济变革，它就可以被成为“发展型国家”，并以此加以分析。然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采取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但最终取得成功的，寥寥无几。这些成功案例大部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Doner、Ritchie和Slater，2005），这似乎表明，那些成功采取“发展型国家”模式并崛起的国家，应当与别的国家存在某些结构和政治因素上的差异。

例如，查尔默斯·约翰逊（1982年）在他对日本发展型国家的研究中，将日本的成功归因于日本国家与社会之间特定的结构关系。

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发展型国家模式，并助其取得战后经济奇迹，是因为它具备有利的结构关系条件（18-20）：日本国家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权力和威望，在与社会相联系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建立的广泛官僚商业网络实现这种特权；它拥有一支有能力的经济官僚，这些精英行政人员从竞争高度激烈的选拔性考试脱颖而出；并且，它以增长为重点的计划得到日本精英和大众的普遍支持。

因此，国家与社会的“隔离-联系”（insulation-connection）关系、国家能力和政策共识的三大要素是发展型国家崛起的关键。

彼得·埃文斯（1995年）在约翰逊的隔离-联系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内嵌自治”（embedded autonomy）的概念，它脱胎于对韩国、印度和巴西的案例分析中，指的是国家既深深地与私人利益的社会网络相互纠缠，又足够强大以免受后者寻租行为的影响的一种结构关系条件。这种条件使得发展型国家能够通过公私渠道高效地收集信息和分配资源，并防止社会监管损害其政策效果（24-25）。

Leftwich（1995）对发展型国家的崛起给出了更细致的六要素解释，除了内嵌自治、官僚能力和亲增长共识等重叠方面外，还强调了经济绩效对于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性，因为经济绩效与合法性挂钩将迫使一个面对困境的国家下定决心走上“发展型国家”的道路（418-20）。

张夏准（2010）将这些总结为简明的三维框架，即将国家相对自治、特殊组织规定和行政人员作为构建发展型国家的关键先决条件。

当然，进行更全面的文献综述超出了本文的内容。只需指出，在相关主题的主要研究中，三个关键的政治结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

首先，国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相对自治，否则其政策制定和执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党派需求的负面外部性的影响。这种自治还需要包括国际维度，在这个维度上，国家的政策自由度不受对外部力量或利益的不对称依赖的严重限制。

其次，国家必须具备有效干预经济的能力，这意味着需要权力和权威、专业知识以及通过国家-社会和国家-企业网络在社会中实现功能整合。

第三，需要采取相对清晰和连贯的发展战略，其中国家官员以及普通公众对发展目标和手段拥有共识。

第四，根据这三个决定因素，下一部分将探讨中国和印度成为发展型国家（或非发展型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此之前，有一点仍然需要说明。除了最经典的几个发展型国家案例，即早期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将其他任何国家（如中国）视为发展型国家都多多少少会引发争议和分歧。考虑到中国面临的各种内外约束，尤其是不够紧密的国家结构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限制作用，都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不太能被认为是一个发展型国家（Baek 2005；Wade 2003）。

然而，本文旨在探究为什么印度和中国在共同的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模式下却取得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仅从这一个单一事实可以认为，作为正面结果案例的中国可以被视为是发展型国家。因此，根据奈特（2014年）的论述，中国在这里被视为发展型国家，因为它具有出色的表现（1341-1342），而印度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