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的关系。“强国范式”要求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但绝不被动服从，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方面的内容很多，本文仅集中于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的战略意义。

3.2 工业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性资产

在“强国范式”下，道路自信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工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再退回到出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如果中国不愿意按照霸权的意志退回到国际经济体系的边缘位置，那什么是中国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保持一席之地所依赖的战略性资产？很显然，如同美国有美元霸权、俄罗斯有石油和天然气那样，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是其最大的战略性资产。

“制造业”不是可以移动的物品（如厂房、设备和生产线），而是有组织的“能力”，既包括单个企业和工业的能力，也包括“体系”的能力。与自然资源在不用时也不会“贬值”不同，工业生产能力只有在不断的生产经营中才能被保持和发展。

同时，由于各个工业的企业还存在以彼此之间的需求和供应关系为纽带的共生关系，所以一个工业的消失会导致其他工业的消失。能力的发展是累积性的——昨天的能力塑造了今天的能力，而今天的能力决定一个组织明天能干什么。

因此，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去工业化过程一旦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经济体就会失去对工业的社会“记忆”，其间发生的社会变化会成为“再工业化”的障碍。正是从能力视角可以看出“二分法”政策思维的破坏性。

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正确的战略就是要把现有的每一个工业都做到竞争力十足，同时依托整个工业体系的力量把暂时落后的工业发展起来。

欧美对中国的打压——从芯片到纺织（新疆棉）、起重机、新能源汽车等——都是从产业下手。有人担心欧美以各种壁垒阻止中国工业进入它们的市场会导致“脱钩”，但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违反经济规律。只要中国工业不断保持进步并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市场，欧美的保护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例如，它们只能保护出来高成本的钢铁工业或其他工业，使它们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世界市场，从而抬高它们自己所有其他工业的成本。

工业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大的战略资产

就像口罩的例子那样，当中国工业能够以美国十分之一的成本无限制供应口罩时，什么关税和标准壁垒以及美国议员的政治喧嚣都归于无用。因此，中国工业体系虽大虽全，但没有一个工业是多余的——你要不想用稻草或芯片去接孩子的屙物，那纸尿布工业就是重要的。

今天的中国工业体系及其生产能力就是中国屹立于世界经济而不可能被排挤出去的最大保证。这项战略性资产越强大，世界经济就越不可能与中国“脱钩”。

3.3 二分法思维对新执政理念的误读

因此，对于伟大复兴“世界观”下的经济政策范式来说，经济增长目标本来就应该占据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是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为帮助继续深入理解这个逻辑，我们在伟大复兴世界观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受到热议的几个有关发展的方针、原则和概念，以避免“二分法”思维对它们的误读或曲解。

关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确立的方针，但在“二分法”思维下也存在诸多误读甚至曲解。最大的曲解就是以“高质量”为名，把工业分成三六九等，然后要求以“高端”工业和服务业来代替传统工业。如此一来，“高质量”与“发展”就成为对立的关系，因为其中把对工业体系的限制发展或不发展变成了这个方针的主要内容。

这种对立关系的扩大还把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对立起来，谎称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不利于结构调整。只要破除掉“二分法”的思想钢印，我们就可以明确，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没有矛盾，反而要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例如，日本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但谁会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状态是“高质量”的？为结构调整而必需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经济增长失速或衰退必定阻碍和压抑结构性变化，而创造性的结构重组在经济上升阶段发生得更多且更具革命性。正如两位长期研究这个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结构性变化在经济收缩时会下降而不是上升”。【11】因此，如果增长速度过低，其实就没有质量可言。

关于“先立后破”

“先立后破”的原则，是党中央针对2021年9月下旬波及全国的限电限产风波【12】提出的。那场风波的原因就是运动式“减碳”和强化煤炭“去产能”的后果。“先立后破”的原则一举扭转了供电危机，证明了党中央站在人民一边的鲜明立场。

实际上，这个原则还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它直指“二分法”思维违反客观规律的要害：世界上的任何新事物都是在现有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是通过创造或灾变，而新旧事物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个原则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中国需要保持经济增长，以解决任何“结构性”问题；中国需要保持传统工业的发展和升级，以支持高技术工业的突破。因此，如果“高质量发展”是目标，那么“先立后破”就是方法论。

关于“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

“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是中央提出的三个概念，互相联系。由于这三个概念比较新颖，所以引起热议。但只要撇开“二分法”思维的误读，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三个概念在政策逻辑上，是与伟大复兴“世界观”和强国范式相一致的。

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替传统工业，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累积性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业不可替代。

事实上，钢铁工业可以是现代化的，造船工业可以是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可以是现代化的，纺织、建材、粮食加工等等工业都可以是现代化的。判定它们是否“现代化”的标准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任何一个工业在技术水平、生产率、成本、环保水平和竞争力方面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就工业来说，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志不可能是以某些工业代替另一些工业的问题，而应该是所有的工业——即工业体系——都成为现代化的。

现代产业体系指的是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划分的产业所组成的体系，其关键在于“体系”：它要求三次产业之间和每个产业的各个部门之间要协调发展，还要求产业的门类完整，而产业体系的整体现代化就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任务。

新型工业化是以新的或创新的方式完成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工业化。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任务。2022年，中国乡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4.8%，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4.1%，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非农产业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口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总和，而且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共同富裕，不仅历史空前，而且必然遇到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如资源瓶颈）。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能不能以新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就成为一个时代的问题。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共同富裕，就不能在劳动收入（亦即劳动成本）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失去工业，包括那些被称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这就是中国遇到的挑战，如果中国传统工业能够通过融合新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技术密集度，就完全可能以生产率的提高来抵消劳动成本的上升。

路风教授认为，今天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国工业在任何领域做大做强。图为伊利乳业工厂的机器臂在工作

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同时说明，如果不像“二分法”那样人为地干预经济规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在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趋近之前就增速放缓。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要靠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表述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志？

最近一个带有流行性的解读是从构成生产力的四个要素看，即新质生产力表现为新型劳动力、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以及新型的基础设施。这又是一个类“二分法”式的解读。如果把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说成是新型劳动者，也就把今天所有在岗的劳动者（包括如此解读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们）排除在新质生产力之外。那么，新型劳动者从何而来？其他的要素——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也都面临这个逻辑矛盾。

如果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方面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坚持自主创新，这是今天出现“短板”和“粗放”现象的主要原因。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提倡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方式使中国工业在任何领域做大做强，包括通过自主创新进入任何高附加值领域，也包括敢于创造新的领域。这与把生产力的物质内容分为“新的”和“旧的”毫无关系。

动态地看，在“伟大复兴世界观”或跟随范式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下，某个时点上相同的物质生产力会产生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前一种能够超越而成为“高端”，后一种则甘于跟随而陷入“低端”。因此，生产力的“质变”恰恰发生在伟大复兴世界观和强国范式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上：当中国的产业发展彻底摆脱曾经的跟随模式，当大多数的企业都敢于以自立自强来创造前无古人的业绩时，中国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的。

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重振经济增长需要以这个“世界观”重塑中国的经济政策范式。新的范式要求把经济增长目标重新拉回到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破除“二分法”思维对中国发展的自我设限。重振增长的途径是从中国现有的产业基础出发，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因为脚踏实地才能实事求是。

中国的发展要靠党对发展方向的指引和人民的创造，让市场和企业发挥作用的实质就是让人民的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因此，应该改变过去由政府部门天天计算产能、天天管制市场的做法，使每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向与“伟大复兴”相一致。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但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首先要改变“二分法”思维对中国经济的“自限”紧箍咒。

3.4 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是党领导人民创造新的奇迹

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经济政策范式，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体制变化。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在本文最后一节，我们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自立自强的两个侧面，来讨论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任务。虽然这个体制的具体形态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它的实质是以党领导人民的方式，破除任何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