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期专注于研究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及其团队撰写的《重振增长的关键：解绑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枷锁（上）》，已于3月18日在观察者网发布，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今天我们刊出文章的下篇。

路风教授的文章使我们听到了来自基层特别是企业的声音。媒体舆论生态中，学界、政策界的声音占比一直很高，基层、企业的声音很少被听到。本文立论视角和调研思考的深度都很难得，路教授团队拳拳爱国报国之心跃然纸上。文章所揭示的“跟随式思维范式”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代知识精英长期存在的一个思想钢印，也是绝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知识精英头脑中不同程度都存有的，更是这些国家最后都不能完成真正工业化的重要原因。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全也很强的工业制造体系，“跟随式思维范式”其合理性已消散，需要全新的思维范式来替代引领。本文作者给出了自已的答案。

望广大读者继续理性探讨，各抒己见。观察者网作为舆论平台，尽量呈现多元观点，供大家参考。当下中国经济复苏向好，但仍面临复杂艰巨的内外局面。希望参与讨论的读者能从大处着眼，立足本地经验，贡献自己的思考和良策。

【文/ 路风、王晨、何鹏宇、李萌】

二、“二分法”思维的终极根源

工业体系受到“二分法”政策的压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二分法”思维的根源则是中国的发展只能跟随西方的“世界观”。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党的领导人提出伟大复兴的“世界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可以直接促成新的、强烈的民族抱负——为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敢于在世界范围内竞争的抱负。

因此，重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以伟大复兴的“世界观”重塑经济政策范式，破除对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并重新把中国工业体系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源泉。

2.1 新旧“二分法”思维的背后是“跟随”思维范式

读完本文第一部分，相信读者很容易理解各个工业之间存在着联系和互补性，很容易理解工业体系的整体性。因此，读者结合他们的生活直观感受也很容易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只依靠少数的“新兴产业”，更遑论还见不到的“未来产业”。

那么，为什么“二分法”的逻辑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政策思维？如果我们层层追问原因，那么就会发现，“二分法”思维的终极根源是对中国道路的不自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差很大。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形成了一种“跟随”的思维范式（以下简称“跟随范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潜意识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才能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想法是部分符合事实的，如果忽略掉其他一些事实的话。但是，当这些最初是实用和朴素的想法变成“信仰”——即变成思维范式——之后，它就成了限制人们继续实事求是的思想“框子”。例如，人们在跟随范式下怀有发展的意愿，但永远不会、不敢想到中国有发展到与“榜样”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榜样”会反过手来给中国的发展“下绊儿”。

因此，跟随范式必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矛盾。当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开始进入高增长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经济规模在随后仅仅10年间（2001-2010）就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

跟随范式的思维显然无法解释高增长的原因：第一，它过分强调引进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内生力量是在“前30年”奠定基础并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扩大的“中国特色”工业体系；第二，它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只能依靠引进，但忽略了从引进中受益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自主创新；第三，它虽然强调了市场化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场化的本质是为人民广泛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也忽略了中国经济得以长期发展的政治-社会条件。

但是，面对他们无法理解的现象，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给出另一种解释：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高增长，那一定是依靠工业体系扩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即粗放发展、投资驱动和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增长模式应该转向以研发、信息化和服务业为主（因为经历过“去工业化”的美国“先进的”经济结构就是这样的）。

2011年之后，中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以及狭义上不含建筑业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均出现持续下滑趋势，截至2018年已经分别较之于2011年下降了5.8和6.1个百分点。图片由作者提供

对于部分在跟随范式下成长起来并获得地位的人来说，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一个“意外”，而且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挑战：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必然引起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的问题。这个前景令西方发达国家和国内的某些“精英”阶层同时感到害怕，前者害怕自己的国际权力地位被颠覆，而后者害怕的是要突然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世界。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就的指责下，跟随范式下的“精英”阶层也开始“反省”怀疑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加之对崭新世界的恐惧，使得他们“反思病”发作，在某些领域选择走上“自废武功”的道路：自己给自己找毛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放弃继续壮大自己而转向“内卷”。

2.2 自我设限的三个行业案例：钢铁、造船、炼油

我们可以用经验证据来验证一下，看看“二分法”思维的本质是不是自我设限。

对于中国工业来说，过去10年影响最大的政策莫过于“去产能”。2013年10月印发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1】指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该文件特别列举了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但也规定该文件“同时指导其他产能过剩行业化解工作”。当时受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影响，刚刚经历了高增长的中国工业确实出现需求不足的问题。政策文件就是针对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产能过剩现象，而且对当时存在的“地条钢”等违规产能确实应该治理，这也没错。

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中国工业的“产能过剩”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如果是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就是一个短期问题；如果是结构性的，那就是一个绝对的、长期的问题。从后来的政策实际走向看，它被当成了结构性问题，恰恰证明“去产能”政策是被“二分法”思维所主导的。限于篇幅，我们只举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的例子。

2013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将近7.8亿吨（第二年就超过8亿吨）。要知道，在中国之前，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的粗钢产量能够接近过2亿吨。美国粗钢产量达到峰值（1.36亿吨多）是1973年，苏联达到峰值（1.63亿吨）是1988年，而日本的峰值（1.2亿吨）是2007年（世界钢铁协会数据）。

更惊人的是，2000年的中国粗钢产量还是1.2亿多吨，到2014年就增长到令人目眩的8.2亿多吨，看上去实在是太多了。尤其令跟随范式不解的是，2014年，美国的粗钢产量只有8800多万吨，而中国居然生产了8.2亿多吨——这不是中国落后的标志又是什么？因此，有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工业的产能已经达到“物理极限”。

不过，如果换掉跟随范式的“滤镜”，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历史上，美国和日本的钢产量都曾经达到过人均一吨钢（按总人口计算）的水平，而日本从1973年至今一直保持着1亿吨上下的产量水平，只是最近几年有点绷不住。

外媒绘制的2022年全球十五大钢铁生产国，当年中国钢产量为10.13亿吨。

以历史为鉴，既然中国的人口是14亿，那么中国钢铁工业的空前规模只不过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必须达到的“台阶”或基础，它并不妨碍中国在高技术和新兴工业领域的继续发展。

2023年，韩国人口为5132.53万，而粗钢产量为6670万吨，人均约1.3吨钢（同年中国人均约0.72吨）——这个水平影响韩国发展半导体工业了吗？面对世界工业史，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如果中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那将会以怎样的工业规模来进入这个行列？

2013年判定产能过剩的标志是产能利用率。实际上，这是个实物指标（实际产量与产能之比），它可以帮助判断某个时点的经济形势，但不能被用来判断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但是，“二分法”思维断定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6年10月28日发布的《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中说，“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产能过剩已不可能通过历史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来消化。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是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是环境资源等发展条件的变化决定的，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或U型反弹，将经历一个L型发展阶段”。

根据这个指导方针，这份文件有这样一段今天看起来大大低估了中国发展势头的预测：“从国内看，‘十三五’我国钢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将呈双下降走势……国内粗钢消费量在2013年达到7.6亿吨峰值基础上，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6.5亿-7亿吨，粗钢产量7.5亿-8亿吨。”【2】

事实与此完全相反。钢价从2015年年底开始周期性回升，订单增长迅速，钢铁行业也在2016年扭亏为盈（同年4月的产能利用率高达88.93%，大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被列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政府部门不承认前几年的生产过剩是周期性的，反而继续推行“运动式”的去产能。

由于需求顽强存在，中国粗钢产量仍在缓慢增长：2018年突破9亿吨，2020年突破10亿吨（10.6亿吨）。主管部门要求压减产能，2021年砍掉3000万吨产量，2022年继续实施压减，又砍掉1200万吨的产量（至10.18亿吨）。环保部门和统计部门也加入进来，把压减重点放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2023年，由于中央和国务院越来越关心经济形势，加上重点钢铁企业的利润大幅下跌，这些部门没有继续大刀阔斧地去产能，改为产能平控（不增不减）。于是，当年的钢铁产量涨回到10.3亿吨，而且钢铁的直接和间接出口非常强劲。

无论如何，“二分法”思维经不起一个“灵魂拷问”：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达到人均一吨钢的水平？

造船工业的例子也有力地证明“产能过剩”的周期性。

中国造船工业也是在高增长阶段迅猛成长起来。2010年，中国三大造船指标跃居世界第一（首次超过韩国），新接订单量、在手订单量和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市场占比均超过四成。但是，全球船舶市场那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入下行周期，中国企业普遍遭遇订单不足。

2013年，造船工业被列入产能过剩名单。2016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被韩国反超；2018年和2019年，中国在在新船订单方面又被韩国反超。“反复争夺”无非说明造船工业的根本问题是竞争力和技术进步。

在大约10年间，中国造船工业经历了惨烈的“去产能”、破产重组等等，也受到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但即使在困难阶段，中国造船工业仍然在进步，如2017年和2022年分别造出航空母舰“山东号”和“福建号”，从2020年起实现批量建造LNG（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2023年造出超豪华邮轮等。

随着疫情后世界航运市场的复苏和技术进步，中国造船工业从2020年起再度超过韩国。到2023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都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大幅度拉开与名列第二的韩国的距离。

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据2023年9月的媒体报道，从2013年以来，造船工业就被银行列为“谨慎类”行业并在“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等方面受限。该报道称，“金融危机过后，十几年来，船企盈利了，产业升级了，落后产能淘汰了，市场洗牌且复苏了，政策上也多次发布金融服务的指导性文件。但是，落实到贷款上，造船民营企业的困境还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3】

造船业是一个高杠杆化的行业，因为造船所需的材料、设备和劳动力报酬需要由造船企业提前支付，而造船企业高度依赖银行的融资。在受到贷款限制的条件下，一些民营造船厂面对旺盛的需求只能放弃部分订单。可见，在“二分法”政策思维的主导下，任何工业一旦被戴上“产能过剩”的帽子就再也摘不下来，所以中国造船工业在生机勃勃的情况下仍然受到压制。

毫无疑问，“去产能”政策实际上延缓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但这个工业凭借自身发展出来的能力，照样敢于吃下全球一半以上的订单量——这恰恰是主张“去产能”的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工业力量。

最新的例子是以石油为原料来生产成品油和化工产品的炼油工业。2022年，中国的炼油产能（9.24亿吨/年）正式超过美国（9.07亿吨/年），达到占世界总产量的近17%。无论从石油化学工业本身看，还是从世界地缘政治看，这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