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刚取得这项成就，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就于2023年10月联合发文，规定“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4】

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福建古雷石化基地

为探讨限制炼油工业产能的原因，我们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一下该工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利用石油的时代起始于19世纪中叶。从1860年左右起到2021年，美国的炼油产能一直保持为世界第一，时间超过160年。在早期阶段，石油产品主要用于照明（煤油灯的煤油），如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工业托拉斯就是卖煤油起家的洛克菲勒集团。自从内燃机在19世纪末被发明出来后，石油的主要产品随着汽车和飞机等工业的发展而转向燃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等）。

此外，当现代化学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后，以煤炭为原料的德国化工一直领先世界。但是，随着在石油工业取得霸主地位，美国在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方面成为创新者和主导者。在二战后，石油化工成为一个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工业，也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中国从建国起就非常重视石油工业，但炼油工业的真正发展还是在开发大庆油田之后。1972年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之后，经毛主席批准，为解决人民的吃穿问题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引进（以化纤、化肥成套设备为主，大部分项目是在改革开放后建成投产的），史称“四三方案”。

中国成规模生产乙烯（石油化工最重要的产品）还是从引进西方技术开始的。石化工业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直到“十三五”期间，中国的乙烯需求量一半靠进口。因此，政府批准了如浙江石化、恒力石化、盛虹炼化、中石油广东石化等几个千万吨级的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使中国炼化工业出现迅猛增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设备工业为实现石化重大设备的国产化曾经坚持了几十年可歌可泣的奋斗。到浙江石化上马时，这个当时世界最大炼化项目（4000万吨/年）的绝大多数设备，包括加氢反应器、压缩机、汽轮机、冷箱（气体分离）等重大装备，都被中国企业中标。2020年11月，彭博社的一篇报道称，中国的炼油能力即将超过美国，语气间充满了酸楚感。【5】

那么，政府部门为什么要在这个历史关头决定限制炼化工业的发展？2023年10月的四部门联合文件没有直接给出解释，虽然从行文上也可看出减碳和产能过剩是主要考虑。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值得追问：

第一，中国炼油工业的增长速度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已经放缓，而目前中东和非洲产油国正在大举增加炼化产能，【6】未来中国的产能份额能否提高还是个悬案。

第二，虽然全球都在提倡能源转型，但石化工业本来就可以朝减少成品油、增加化工产品的方向发展。中国近年来建成的都是炼化一体化项目，本身就具有生产的灵活性。

第三，石油化工还是个高技术工业，其技术进步影响其他工业的发展。例如，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上，中石化在过去10年里一直名列前茅，2015年名列第一，2022年第三，而与中石化争夺排名的主要是华为、中兴通讯、腾讯、OPPO这些IT领域的大企业。

第四，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为什么炼油能力刚刚相当于美国就不能再发展了？这些疑问不得不令人猜测，政府部门对产能的判断是在遵循一条“潜规则”：哪个工业赶超美国，哪个工业就是“产能过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曾经占全世界的一半，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比重。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为此“内疚”过，反而是利用这种优势建立起超级大国地位。当美国于1971年实施美元与黄金脱钩时，许多人以为美元霸权将受到重创，没想到反而得到强化。后来证明，美元霸权有了新的支柱——全世界的石油贸易是以美元结算的。

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美国石油工业（包括炼化）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7】1974年，美国炼油产能占全世界产能的比重是将近22%（1965年是几乎30%）【8】。实际上，由于那时炼油能力也很大的苏联东欧集团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是隔绝的，所以美国的实际影响力远超这个比例所表达的程度。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没有工业的产油国（如中东国家）不在石油开采、炼化、运输和销售方面依靠美国的工业能力，大概是无法利用石油财富的。于是，世界石油贸易也就逃不掉以美元结算。

事实上，美国石油工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把目光局限在自己国内，如清末民初的中国煤油市场就是被洛克菲勒主导的。如果美国石油化学工业只盯着国内市场，它的产能早就过剩了。

2.3 “二分法”思维误读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以上不过是举了几个主要工业的例子。实际上，“二分法”思维必然导致对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的扭曲，它给中国工业体系戴上“产能过剩”的帽子，造成对工业投资的持续紧缩。尤为甚者，它以行政手段推行的“去产能”变成运动式的，波及到所有的传统工业。

在地方，金属制品、建材、轮胎、陶瓷、纺织、造纸、制鞋甚至连家具制造都成了“官官喊打”的“过街老鼠”：全世界技术最先进的电解铝生产线，刚建成就因“违规产能”被关，只是因为被扣上“旧动能”的帽子。与此同时，“二分法”思维使得对“新旧动能转换”理解产生偏差，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在执行过程中追逐少数时髦的“高技术”产业，全国将近三千个县都想发展生物制药、新能源和半导体（2018年之后），大量同质化的招商泛滥和投机活动反而瓦解了当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根基。

路风教授认为，“二分法”思维导致传统工业被舆论污名化，同时也助推了新产业的扎堆。

不得不指出，“二分法”之所以深得一些部门之心，并非是它的理论逻辑多么有说服力，而是背后的权力逻辑在作祟。我们从2019年11月5日北方某省冶金行业协会根据企业座谈会报给该省工信厅的函里，摘取一些只言片语，以帮助理解一些“涉事”企业当时对政府部门做法的不满：

“目前一些地区将停产、限产常态化，不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连续化生产的设备（如高炉），频繁启、停操作，某些地区还要求停炉时扒炉”，造成单位的资源消耗增高和污染排放增加，而“事故主要发生在生产设备启动、停止时”；“排放标准和环保设施要求变化时间间隔过短、幅度过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车间、原料场全封闭，安全（部门）要求留有通风口，双方总有一方（可以）处罚企业，尤以生态环境部门，经常顶格处罚”；“环保检查没有统一规划，没有计划，省、市、县、区、乡镇多层检查，不同部门多头检查，检查过于频繁，企业一天要接待多批不同检查人员，疲于应付”；“检查标准不一，检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前一个检查组提出的要求企业执行了，又被后一个检查组要求整改”。

正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可以用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市场监督等名义随意关停企业（民营企业首当其冲），才造成所谓“市场缺乏信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在于，中国要想产业升级、要想发展高新技术工业，就必须保持经济增长，而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以传统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传统工业占整个工业体系80%左右）。

很显然，本文列举的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三大工业都远没有达到工业化本身的“极限”——中国钢铁工业能够轧制汽车板是在1998年之后，中国造船工业能够建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是在2008年之后，中国石化工业自主掌握乙烯生产的成套工艺是在2012年之后，等等。

就在这些工业还处于技术突破和升级的过程中，它们却被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随之受到压制。“二分法”思维及其政策的根本特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自我设限，而自我设限的根源在于不敢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去创造新世界，于是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一些受此思维影响的施政者所俘获，他们选择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强行摁回到跟随范式的旧世界里。

对中国工业体系的压制当然会产生经济下行的后果，只不过这个后果是自我预言的实现——如果在政策思维上认定中国经济增长必将是“L型”，那么实际的增长就早晚会真的变成“L型”。因此，“二分法”思维是跟随“世界观”的产物。

三、 破除自我设限要靠伟大复兴的世界观

面对同样的历史关头，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与跟随范式不同的选择，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抱负。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它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为参照系，为中国的发展定义了一个以实现自我价值为抱负、只受制于自己能力但不受制于外人意愿的目标。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被定义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样的抱负没有颠覆现行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没有从已经融入的世界经济中退回来的打算，相反，改革开放被进一步强调和实践。但新的“世界观”并不承认现有的世界战略结构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也不相信它会固定不变——“这个星球上，不能富国永远是富国，穷国永远是穷国”。【9】

3.1 强国范式与跟随范式的根本区别：中国发展没有“天花板”

在经受住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的冲击后，这个新的“世界观”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的信念，并在2020年10月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一个更具体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至此，“伟大复兴的世界观”不仅已经清晰可见，而且定义了党的政治任务，证明中国政治领导层在这个历史关头选择了进取而不是退缩。但是，如果“伟大复兴的世界观”能够以逻辑一致的方式落实在理论探索和经济政策上，那么就需要在它的指引下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政策范式——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强国范式”。

为帮助理解这句话的涵义，我们从经济政策范式所必然包括的三个方面——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发展途径以及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来说明伟大复兴世界观之下的强国范式应该具有什么特征。

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经济发展任务和目标方面，我们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来区别“强国范式”与“跟随范式”的根本不同：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应该有“天花板”？

从伟大复兴的世界观看，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存在“天花板”——不管是自己所设还是外人所设或“内外联手”所设，否则何谈“伟大复兴”？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入门级水平，就必须再增加一倍，而那就必然要求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仅仅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

按照同一个逻辑，中国工业体系的发展也没有“天花板”，因为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如果回想十几年来那些声称“经济增长不重要”、“应该永久性取消经济增长目标”以及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主要问题的言论，人们就很容易理解“强国范式”与自我设限的跟随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

强国范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政治要求，必然要求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定义为力争全面进入发达状态，也就要求把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作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

在发展途径方面，如果中国的发展没有“天花板”，实现现代化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涵义。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时，出现跟随或模仿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中国不可能跟随任何其他国家而发达起来。中国有14亿人口，超过所有发达经济体（38个OECD成员国）的总和。【10】

一个如此人口规模的国家的工业化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非西方国家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事件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遭到霸权的压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事件。因此，中国只有走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无惧霸权的打压，才能继续发展，否则就会在压力下倒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强国范式”，而“科技自立自强”方针的一般意义就是它代表了强国范式的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