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政府必须参与资源配置才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

世界上不存在教科书经济学所讲的抽象自由市场模型（在美国也不存在），市场经济也从来不会脱离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结构，而现实版的市场经济其实存在许多弊端。

例如，最近两三年来，当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放缓增长后，大量可用于投资的国民储蓄通过资本市场涌入食利性产业（“食利性产业”指的是对生产率增长没有贡献、只是分享发展成果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和金融（包括股市）等经济部门中的投机部分。房地产泡沫、股市动荡、庞氏骗局式的“金融创新”以及最近的大宗商品投机等等，都证明这些不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在膨胀，其危害不仅在于少数人从实体经济中攫取发展成果而加剧贫富分化，而且在于通过恶化经济环境而加剧工业化的早衰。在这种条件下，把资源配置完全放给自由市场就会产生政策失误。

对产业升级来说，市场机制本来无法解决资本市场短期赢利要求与工业长期投资需要之间的矛盾，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资金就不会投向需要长期投资的工业部门。因此，政府必须伸进一只手，消除产生食利性产业的条件，并扭转现存“市场结构”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资源配置倾向。

产业升级需要有中国企业进入中国原来没有的工业或工业领域。这样做的企业将面临着高风险：（1）进入后的企业能否发展出经受住市场竞争的能力是高度不确定的；（2）进入高技术工业需要高强度的持续投资，但能否以及什么时候得到财务回报是高度不确定的；（3）进入后将面临着外国领先者/竞争对手的压制。

面临这样的风险，而利润前景又是高度不确定的，如果仅凭边际性的利润动机——市场机制所能提供的唯一动机，后进企业就没有经济合理的理由进入高技术工业。更一般性地讲，如果一个落后国家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该国将没有企业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

但从另一方面说，政府的任何作用又不可能代替企业的作用，因为企业进入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最终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发展出来足够的能力，使自己能够在竞争中成长起来。因此，产业升级是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实质是共同发展出来中国工业原来没有的能力，以使中国工业在新的市场成长起来。

第四，市场机制通过经济主体的决策才能发挥作用。

以教科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范式”把市场经济描述为一架自动的机器，可以自动地带领我们走向理想之地，于是就从经济政策中排除掉那些面对不确定性时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力、决策和信心等因素。但现实的经济发展是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其结果取决于经济主体的选择、决策和行动。

一位研究企业的英国经济学家Neil Kay指出：“企业能够做出决策，而市场只能刺激和通知决策。价格变动是信号，而信号没有权力决定任何事情。的确，除非有人在另一端听取信息并愿意将其纳入决策过程，一个信号就毫无用处。企业能够在没有市场的条件下配置资源，但市场不能在没有企业的条件下配置资源。”[28]

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政府的决策。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不就是重大的市场信号吗？如果不相应采取对策，只产生这些信号的市场机制只能让企业丧失投资的信心。

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经济政策什么时候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经济就会增长；什么时候被意识形态的教条所主导，就会停滞。

结语

本文在结束之际以一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实例来说明扭转困境的关键。2016年8月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新闻，中国企业居然手持1.2万亿美元的现金却不投资。[29]民间投资剧烈下降的消息又引发了“国退民进”、民营企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老生常谈，以及政府的紧急措施。

为什么企业手持现金不投资？为了以本文的分析逻辑来解开这个“谜”，我们最后做一个思想实验。请本文读者设想你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你的企业同样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影响，并同样遭受对民营企业的“不公正”待遇；不过，你的企业现在还有一些可用于进行生产性投资（包括研发）的现金，而你有权做出决定。设想你在下述两种情境中需要做出的决策。

情境1：来自政府的消息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其根源是中国的经济失衡和制度结构；目前的政策重点是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和淘汰僵尸企业；在经历一个增长速度呈L型的阶段并实现市场出清之后，像你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就可以大展宏图了，而中国经济也将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阶段。

情境2：来自政府的消息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其根源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再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但中国经济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关键是要实现产业升级。为此，政府将采取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重点支持有志在新领域实现突破的企业并支持所有的企业向更高生产率和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以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度辉煌。

注意上述两种情境都是以政府的政策方向为准，至于经济和市场的实际走势需要由你自己判断。对这两种情境分别都同样有两个选项：（1）投资；（2）不投资（再次提醒：指的是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投机性投资）。要求你在两种情境的各两个选项中分别任选一个。

如果你对两种情境的选项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能够理解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复杂问题了。

（本文首发于《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授权观察者网发布，略有删节。）

注释：

＊本文的写作得到两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的研究支持。王晨帮助梳理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脉络；朱良进行了统计数据的处理并制作了图1、2、3。作者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1]这里使用的“范式”概念源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根据该理论，科学的发展并非来自直线的、累积的知识增长，而是通过科学革命的范式变化。范式概念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它是世界观，是信念下的理论模式；范式还是选择要研究的问题的标准，规定了范式下的常规问题，排除掉其他问题，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把库恩的“范式”概念应用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文章是Peter Hall，他引入了“政策范式”的概念，以考察思想模式与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Peter A. Hall,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No. 3[1993]）

[2] 2013年“两会”前，人民网和人民日报进行了公众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有近125万人次网民投票选出的最受关注的十大热点是：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反腐倡廉、住房保障、医疗改革、稳定物价、食品药品安全、法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国防建设。从这些问题看，当时人民大众要求政府做得更多而不是市场更多。对企业的调查也表明，它们抱怨更多的是市场秩序混乱、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详见《近125万网民参与两会调查“社会保障”连续四年蝉联榜首》，人民网，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npc/n/2013/0303/c357500-20659245.html。

[3]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4] 罗斯· M· 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鲁昌、许永园译，上海财经大学2003年版，第5页。

[5] Alan Kirman,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or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David Colander and Roland Kupers's Complexity and the Art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2(2016).

[6]19世纪末，瓦尔拉斯第一次成功地以数学方程的形式来阐述一般均衡模型，但他的证明方法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否定。之后，经济学家们继续为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而努力，其方向是寻找更加有力的数学理论和构建限制条件更加严苛的均衡模型。20世纪40年代，随着数学理论的长足进步，三位美国学者——肯尼思· 阿罗、杰拉德· 德布鲁和莱昂内尔· 麦肯锡——在建模时把不动点定理（Fixed-point Theorem）引入论证过程，证明了一般经济均衡在数学模型中的存在性，即经济学教科书中著名的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此后，经济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进一步在非常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模型中的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详见罗斯· M· 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第6?9页。）

但是，从数学上证明经济学模型可以均衡并不意味着现实的经济运行也可以实现一般均衡。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所有约束条件实际上都是为了过滤掉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为数学证明只有在一个静态的、高度确定的简单模型中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实经济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会按照简单模型设定的轨迹运行。因此，在模型中可求证的均衡是否同样存在于现实经济当中，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被证明的命题。

当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调整表明一般均衡模型无法证明现实经济可以达到均衡后，主流经济学家们依然不愿放弃他们偏离现实而构建出的均衡模型。Alan Kirman评论说：他们坚持希望“在对理性个人的标准假设之下，可以证明出瓦尔拉斯所表达的思想，即一个经济体能够从不均衡的状态自行走向均衡的状态。而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则被他们认为是缺少分析工具做出这种证明”。（Alan Kirman, “Complexity and Economic Policy: A Paradigm Shift or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A Review Essay on David Colander and Roland Kupers's Complexity and the Art of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no. 2[2016].）

于是，一般均衡是否存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Morishima曾经对这个趋势评论道：“不同于物理学，经济学不幸地沿着远离其经验来源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作为经济理论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已经变成一种数学的社会哲学。”（Michio Morishima,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Economic Journal, No. 404[1991]）

[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8] 见《权威人士再谈经济》，《人民日报》2016年5月9日。

[9]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0页。

[10]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Horchbooks, 1979/1942, p. 82；中文版参见约瑟夫·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6页。

[11] David J. Teece, “Alfred Chandler and 'capabilities' theories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o. 2(2010).

[12] Subodh Kumar, and R. Robert Russell,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ical catch-up, and capital deepening: relative contributions to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2002); Robert C. Allen, “Technolog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82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49(2012); 罗伯特· C· 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赟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13]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14] Alfred D. Chandler, J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5] Dani Rodrik,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16] Linsu Kim, “The dynamic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he Korean experience”, Sanjaya Lall, and Shujiro Urata(eds.), Competitiveness, FDI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y in East Asia, Edward Elgar, 2003.

[1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18] 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八章。

[19] 据2005年一篇报道称，根据当时国税总局测算的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见（《内外企税收有别 我国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亿元》，《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05年9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916/0235314274.shtml）。

[20] 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No. 4(2004).

[21] Pankaj Ghemawat and Thomas Hout, “Can China's companies conquer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No. 2(2016).

[22]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why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No. 3(2016).

[23] 为了推进“结构性改革”，这几年中国出现要求开放资本账户（即解除外汇管制，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的舆论和官方计划。对于这种提议，20年来宏观经济学家余永定和他的同事“孤独地”坚持陈述其危险性，他把中国政府对资本项目的管制看作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受国际金融资本冲击的“最后屏障”（余永定：《最后的屏障：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辩》，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为使中国政府保持清醒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4] Marcello De Cecco, “Global imbalan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31(2012).

[25] Dani Rodrik,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2016).

[26] Edward L. Glaeser,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9(2004).

[27] 参见路风：《产业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文化纵横》2016年8月号。

[28] Neil Kay, “Searching for the firm: the role of decision i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No. 4(2000).

[29] 《1.2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史无前例狂囤现金》，新浪网，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1667856794/44068?cre=financepagepc&mod=f&loc=1&r=9&doct=0&rfunc=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