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为了化解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悲观情绪，2016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在一两年内成功触底”。文章说，“这里所说的触底，不是说将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反转，而是说增长速度不会继续下降而是稳住了，进入L型的下边，也就是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从文章的逻辑可以看出，“触底”之所以被看作是“转型成功的曙光”，原因就在于它意味着实现了市场出清或一般均衡，此后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将把中国经济带回到增长轨道（虽然不过是“L型的下边”）。但问题在于，所有的类似说法都只不过是猜测。

由于一般均衡状态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过，所以其实没有人能够事先确定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什么水平就算是“触底”——5%或3%还是1%甚至负增长？从逻辑上讲，是否“触底”只有在经济增长速度被证明已经稳定于某个水平之后或开始反弹之后才可能事后确定。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悬念：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以“市场出清”为名继续放任增长速度的下滑不会演变成为一场大萧条。恐慌导致经济的螺旋下跌（通货紧缩的机制）是可能的，而“乘数效应”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明文写着的。面对所有这些在现实经济中曾经甚至反复出现过的可能性，增长速度下滑的唯一底线只能是非经济的——社会大众和国家政权对于经济恐慌的政治容忍度。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出清”或实现“均衡”之后的市场机制就能自动导致创新和产业升级？

质疑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一般均衡理论把古典经济学传统所关心的价值或财富创造以及经济增长果断地排除在理论视野之外，把分析焦点转向了交换关系、主观的效用价值和资源配置效率。当这个理论把稀缺资源在给定技术条件下的有效配置当作中心问题后，它也就不会关心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既然如此，一般均衡理论也就没有去证明经济增长是均衡的结果。

与之相反，熊彼特恰恰是以打破“均衡”来定义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他在1911年首次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的均衡状态不会产生发展：“‘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9]他后来更是正面地提出：“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10]

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改变现有的技术和市场条件（即打破均衡），于是作为发展动力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就不可能仅仅因为资源配置效率就自动发生。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创新的决策不会来自跟随价格边际变动的“理性选择”，而必须来自具有预见和判断性质的战略性决策（虽然也包含发生错误的可能）。对于产生重大产业后果的创新行动，战略性决策的实质并非仅仅是提出目标，而是确定方向并采取相应的连贯性行动，包括发展相应的组织、资产和能力并伴随着冒险的投资。[11]

因此，产业升级必然要求战略性决策与能力成长之间的互动，其结果一定是打破现有的均衡状态。“新范式”抽象掉所有这些问题，遑论回答，其政策陈述中从来没有产业内容，所以也无法证明“市场出清”就会自动导致创新和产业升级。

由于上述两个致命缺陷，所以“新范式”其实是建立在对一个自由市场模型的信仰之上，它的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越来越脱节。差不多4年的实践足以证明，“新范式”的经济政策无效。

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和前景

面对中国经济出现通缩现象，一些尊重事实的经济学家建议实施被“新范式”嗤之以鼻的需求管理或刺激计划。但是，迄今的政策辩论被束缚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和概念中，其主要缺点是没有产业内容。当投资已经被“新范式”妖魔化为纯粹的刺激手段时，这样的讨论并不足以帮助确定政策的方向。

因此，本文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出发，把焦点指向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到了增长速度注定较低的“成熟”阶段？或者反过来问，中国经济是不是本来就能够继续增长，而且有潜力重新进入一个高增长阶段？本节即以生产率指标为中心，通过国际比较来证明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增长阶段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潜力。

为从全球视角来理解中国的发展程度，图1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47个国家，同时为显示发展的动态性质而选择了1960年和2010年两个年份，把各国就业者的人均产出（即劳均GDP）和就业者的人均分摊资本（即劳均资本）两个数据标注出来（以2005年美元计算）。

图1：世界各国的生产率分布。原始数据来源于 Penn World Table 8.1版（它是一个经济学界经常使用的数据库），计价单位是2005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选取国家按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的收入分组标准，选取了48个国家样本。（1）低收入国家选取10个：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塔吉克斯坦，朝鲜，柬埔寨，阿富汗，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2）中等收入国家选取20个：墨西哥，阿根廷，中国，伊朗，智利，俄罗斯，泰国，南非，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土耳其，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乌克兰，巴基斯坦，埃及，巴西；（3）高收入国家选取18个：以色列，日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爱尔兰，韩国，瑞典，美国，德国，芬兰，意大利，英国，葡萄牙，荷兰，瑞士，比利时。

图1展示的关系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生产函数”，[12]因为图中的劳均GDP可以被看作是劳均资本的函数，其轨迹类似于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图1反映出如下的几组关系（同上）。

第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是更高的劳均资本转化为更多的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但当劳均资本处于高水平时，产出的增长率下降，反映出报酬递减规律；

第二，技术进步的效果可以由劳均产出的提高所间接表达出来，但技术进步在实际过程中是与资本积累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以资本积累提高为必要条件的；

第三，穷国的劳均资本提高缓慢或停滞，因此也缺乏技术进步。落在图1左下角的一些国家，其劳均资本在50年间基本未变，它们在2010年的产出也就没有超过1960年的产出，表明没有技术进步；

第四，富国是世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它们既是在1960年使用高度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国家，也是发明了2010年新技术的国家；由富国引领的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向穷国溢出。

图1是从宏观层次上对经济发展特征的事后概括，其实际内容可以由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反映出来：英国工业革命首创的工厂制导致工业部门对固定资本（设备和厂房）投资的迅速增长，并造就了持续的技术进步；[13]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西方国家发明出来围绕着电力、化工和内燃机的一系列新技术，而率先通过大规模投资发展出大企业模式的美国和德国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本密集的技术及其后续的创新；[14]二战后出现的核能、航天、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等技术及其扩散，继续推高了工业的资本密集度。

因此，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在同一个过程中互动的两个方面：没有技术进步的投资不会形成有效的产业资本，而技术进步也必然通过投资才得以实现。历史证明，“新范式”要求缩减投资去抓“全要素生产率”的说法是行不通的。

图1以两个正方形标出了中国的位置。左下角的正方形是中国在1960年的位置，右上角的是在2010年的位置。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在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巨大进步，并同样遵循着生产率与资本积累的正相关关系。

但同时可见，中国的生产率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10年，中国的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分别不到美国的1/6和1/5，以这两个指标衡量的中国发展水平大致只相当于德国1960年或韩国1980年的水平。当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农业人口的比例较高，所以劳均产出和劳均资本的水平会被大大拉低。但反过来说，规模优势（如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工业国）也容易掩盖中国在生产率上与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