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分析生产率特别是工业生产率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库，对中国与其他5个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绩效做进一步的分析。由于现有数据的限制，对中国，我们选择1978~2007年（恰好大致相当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数据，而对其他5个国家，均选择1963~1992年的数据（这个选择尤其考虑到与日韩高增长阶段进行比较的需要）。

图2：中、美、英、法、日、韩6国的工业生产率在30年间的增长倍数。数据来源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工业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的衡量单位为2015年美元现价。为了和前面 Penn World Table数据保持相对一致性，本文根据联合国的“按GDP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数据，将各国制造业数据统一换算成按2005年美元计价。

图2展示了6个国家在30年里，全部门劳均资本、全部门劳均产出和工业劳均产出的总增长率（即期末相对于期初的倍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事实.

第一，6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率增长无一例外地超过全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在1978~2007年的30年间，中国的全部门劳均GDP增加了4倍，而同期的工业劳均GDP则增加了9倍，说明工业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个关系其实具有普遍性。对低收入国家发展过程的研究公认，劳动力从农村流入生产率更高的工厂是一国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且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在中长期内会比其他任何经济部门都更强劲。[15]

第二，工业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从低收入水平一路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日本和韩国：在3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率增长了近35倍，而韩国增长了近32倍，有力证明这两个国家都是首先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赶上领先国家的水平，然后才在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上（即富裕程度上）接近或赶上领先国家的。

第三，中国工业生产率在30年里的增长只超过美国，低于英国和德国，更是大幅度低于日韩，说明以提高生产率为重心的中国工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特别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日韩的工业生产率增长会比中国快得多？这是因为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迅速实现了工业结构的转变——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转向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例如，在1960年代初才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韩国，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到1990年代末就已达到总出口的70%。[16]而中国的工业结构尚未完成这种转变。

图3：中、美、英、法、日、韩6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含量对比。数据来源是基于对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UNCTAD）的分析，并参考德勤咨询《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指数》第6页图2。计算方法参考德勤咨询《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指数》计算方法，把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里“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汽车相关出口产品的加入到“高技术产品”中。GDP与2011年国际元保持一致。

图3所述6个国家的制造业出口构成来反映它们产业结构的特征。图的纵轴代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横轴代表制造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代表各国的气泡大小反映它们各自的制造业出口总额。从6个国家在图上的分布看，劳动生产率与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呈现正相关关系；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总额最大，但技术含量最低，反映出中国工业处于较为低端的特征。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数据并不真实反映工业实力，因为其中很大部分是来料组装的加工贸易（曾经连续十几年超过总出口的50%，只是近几年才下降到近40%）。与此相关联，在2001~2011年期间，中国总出口的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这个比例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稍有下降。

上述3组数据（图）说明，生产率的增长较低是因为中国工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或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这种产业结构是被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塑造出来的。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发生在大踏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较低的劳动成本和较高的技能相结合所产生的优势，[17]导致以出口为动力的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攀升，中国工业的规模随之迅速扩大，工业增加值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并且积累起海量的外汇储备。

但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在价值链的爬升却很缓慢，其最大的影响来自持续了20~30年的依赖引进和放弃自主开发的技术政策。[18]由于有着对于外资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的期望，中国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大规模“补贴”外资，典型地体现在全球罕见的“内外有别”税收政策上——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是中国企业的一半。[19]另一方面，中国工业长期不重视技术研发，即使是那些本来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如汽车、机床和电子产品等），也因为过于依赖外国技术或核心元器件而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上。

还是在高增长阶段，当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增长引发“中国威胁论”时，一位美国观察家Gilboy则认为中国“无害”：第一，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被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所主导；第二，中国企业深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设计、关键元件和制造设备；第三，中国企业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步骤去吸收进口技术并在当地扩散，使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竞争者。

在分析了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品出口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企业后，Gilboy指出：“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企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发展出的那种长期技术能力进行投资。”[20]

时隔12年后，两位美国商学院的教授指出，中国企业的能力迄今还是集中在“下游”（通过模仿和改善外国技术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基本的成熟产品），而西方跨国公司则集中于“上游”（有关顾客对技术需求的深层知识、设计采用新技术的高性能产品、掌握软件开发和有效管理全球供应链）。由于中国企业在掌握上游技术方面进展缓慢，所以在中国对外开放的44个行业中，外国公司主导了19个；“当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处于中国今天的水平时，资本品已经占到它们出口的25%，而且其出口绩效继续改善，不像中国这样止步不前”。[21]

另有两位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在历史上，崛起大国与主导大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并不大——如20世纪初的美国之于英国，二战前的德国之于西方盟国，以及冷战初期的苏联之于美国。[22]但中国今天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追赶的是一个移动靶标——美国仍然在对技术研发大量投入。没有技术能力，经济实力就不能转化为军事实力。

上述几位美国学者的说法是否完全准确另当别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中国工业技术能力水平低是中国自己选择的结果。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美国精英把危机的根源归因于世界经济的“失衡”，而中国则被说成是造成失衡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中美贸易不平衡），同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为响应这种说法，经济政策的“新范式”也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定义为“失衡”，并且设想“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担当的角色面临着重新定位，在继续发挥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场大国的角色”。[23]

但一位欧洲经济学家De Cecco则斩钉截铁地断言，任一国家贸易出超导致另一个国家贸易赤字的失衡关系，“只是在一个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才是真实的。如果发行国际支付手段的国家享有‘过分的特权’——即它能够预先购买世界的产出，结构性地处于货币定价的首位，而让其他国家去自己分配剩下的——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经营贸易赤字，而其资源被中心国家所预先购买的其他国家就不得不经营贸易盈余”。[24]因此，他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是失衡引起的，而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外汇积累很可能减轻了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制造的破坏。

不管怎样，只要大致了解一下中国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国际贸易出现了持续萎缩之后，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会凸显出来，而中国工业会出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出来。

上述分析可以帮助澄清许多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