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经济不可能在如此之低的生产率水平上就丧失了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发展理论早就有共识：只要能够不断提高技术、组织和社会的能力，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距世界先进水平越远，其发展速度就可能越快。但如果中国在现阶段就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必将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早衰，[25]而这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要指出，只有在现有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才会影响增长。

第二，中国经济遭遇困难的根源具有清晰的产业内容，即在高增长阶段形成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环境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也同样清晰：中国需要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和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这是提高工业生产率和附加值的关键，也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只有以产业升级为条件继续扩大中国工业和经济的规模，中国才能减轻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自己发展的钳制。

第三，在抽象掉产业内容的条件下，把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归结为“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无助于认清问题的症结及其解决途径。中国在高增长阶段的技术进步方式远比投资更大程度地决定了粗放发展。因此，推动产业升级需要从政策到体制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但仅仅通过紧缩政策实现“市场出清”，伴之以实施国际金融机构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 即消除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任何障碍），然后坐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于中国经济的升级不过是缘木求鱼。

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是政策变化

以产业升级为动力，中国经济具有再次进入增长阶段的潜力。目前最需要但也最缺乏的是采取以发展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以便为中国经济提供前进的方向并动员起各方的力量。这样的经济政策必须要在政治层次上决定，因为它必须服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政治、军事和经济是支撑国家战略的三个主要方面，它们各自的政策目标必须在逻辑上一致才能使国家战略有效。

如果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国梦”，同时在政治上以反腐巩固政权，在军事上捍卫中国领土不受侵略，那么在经济上的目标就当然应该是进取性的——以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实力的继续增长，否则国家战略就是有“残疾”的。因此，未来的经济政策必须包含经济增长的目标，增长目标的具体内容应该根据中国经济的特定问题通过政治过程决定，从而形成采取连贯性政策的决心。

几年来，为了阻止经济增长的下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整体上看，由于经济政策的主题及其主逻辑被“新范式”所主导，这些措施往往是反应性的而且彼此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因此，实行以发展为中心的政策就要求经济政策再次发生“范式变化”，抛弃“空想市场主义”。

为什么？

第一，历史证明，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的动力首先来自政治领导力和政策变化。

为了把“结构性改革”说成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归于“制度”，即体制不够市场化。但当他们在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时，同样把原因归于“制度”，即“产权保护、契约精神、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竞争、价格引导等市场制度安排”。无论是不是同义反复，也无论上述对制度内容的概括是不是准确，这个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在改革开放之初，上述“市场制度安排”都不存在，甚至难以马上施行，但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发展之路。很显然，开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是政策——即政治领导层做出的选择。同样确定的是，所有非计划经济的“市场制度安排”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具备。

先不说制度的内容到底应该是什么，事实说明的是制度的建设和改进内生于中国的动态发展过程，但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是先决条件，那中国在每一个阶段都动弹不得，现在也如此。这个关系不仅被中国的实践所证明，而且被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经验所证明。[26]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才是重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图4：中国和日本的GDP总量（单位：万亿美元，当年价）

为了把制度说成先决条件（或把市场经济说成是目的），“新范式”认为经济增长不重要。图4表明，在距今并不遥远的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只是接近日本的三分之二；但到2013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面是日本的停滞）导致的这种实力逆转，就是中国近年来强硬应对日本侵蚀中国领土领海主权的底气。

在今天的条件下，强调增长的重要性就要改变以前高增长阶段的模式，产业升级就是要扭转以低端为主的产业结构，把生产率的增长当作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改变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具有增长潜力是中国的一个巨大优势：一个保持经济增长的穷国比一个陷入停滞的富国更有朝气、更有信心、更让它的人民充满希望。中国在现有经济规模基础上的继续增长是压垮任何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国际势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推动产业升级不会阻碍改革，而是促进改革。

例如，中国最近在民用干线客机技术上取得突破（以C919下线为标志，也包括运20的列装等）。那么，中国能不能由此发展起来可以自我持续的民用航空工业？实现这个目标是关系到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需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工业的竞争结构以及政府监管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再例如，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正在普及的浪潮中，中国能不能把长期欠缺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工业发展起来？这个工业的技术变化速度极快、周期性极强，中国以往的企业模式和融资体制都无法适应这个工业的发展。因此，能不能建立起新体制关系到在发展上的突破。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的突破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中国企业的能力成长，因此，必须推进竞争性企业体制及其支持性制度的建设。在这里，市场化是其重要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有在升级过程被发动起来之后才会有效。因此，为发展而实施的改革是针对问题的改革，不是“空想市场主义”的改革。

更深刻的改革是，推动产业升级要求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方式决定性地转向自主创新。从产业升级看，自主创新就是鼓励和支持企业从事围绕向市场提供新产品或改进产品的工业活动，包括产品或工艺的开发，包括提供更多的服务，包括以新的方式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等等。因此，自主创新就是鼓励和支持企业向能够创造需求的活动转移，也就是向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更高的活动、向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活动转移。

但中国现行的科技体制迄今仍然是一个模仿外国目标、政府把持项目和专家评审（“分赃”）的跟随体制，仍然没有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同时企业不做技术的倾向仍然普遍。扭转这种局面的改革包含着远比“市场化”更多、更复杂的内容——至少是因为技术进步的体制包括非市场主体（如大学）和非市场过程（如基础研究和国家资助系统）。这种系统性要求在国家层次上对改革的协调，但其效果将是巨大的。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民营制造企业供应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门把手和门锁（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产品），而这些企业生产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都使用机床。因此，沈阳机床集团开发新型数控机床的成功立刻成为支持这些制造企业升级的力量。当我们称产业升级必须“基础广泛”时，[27]它意味着中国工业不能失去向全世界供应门把手、手机壳的市场地位，更意味着中国要在上游资本品工业实现突破，以支持下游制造工业的升级（中国下游工业的优势又为上游技术的突破提供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