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逻辑——意识形态入侵

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说过，对一个传统社会来说，对其政治稳定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4]。帝国主义以制造网络族群的方式形成了对他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意在利用公众的力量实现政治操盘，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族群的制造分化了阶级力量。

阶级力量是反抗帝国主义最强大和最根本的政治力量。阶级的形成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但阶级意识的形成却依赖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一致性。

在网络社会中，数字劳工、普通网民与数字资本家间的矛盾是极其尖锐的，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无时无刻不在掠夺劳工利益、激化阶级矛盾。但帝国主义对网络族群的蓄意制造却使得很多数字劳工和网民并未形成应有的阶级意识，这是由于：

一，网络族群是用户最直接接触的集体，每个族群都被制造出符合西方理念却又各自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很难自发地生成统一的阶级意识；

二，快节奏、多样化的族群制造很容易引发用户对自身的多元身份认同，对其最根本的阶级身份的认证反而更加模糊；

第三，网络族群原本就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很难有类似于工会的力量将其组织起来。

于是，帝国主义以网络族群的形式掩盖了阶级的存在，分化了阶级意识，从而弱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运动与政治斗争的力量。

其次，借助族群力量进行国际政治博弈，或是干涉他国内政。

在国家决策与国际博弈的过程中，舆论和公共权利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伴随着互联网的繁荣，公众表达观点和行使权利的途径更加丰富，但也更加容易招致帝国主义的误导和利用。在进行国际博弈时，他国政府总会面对着固有的舆论劣势，因为帝国主义掌控着平台的所有权，也就拥有着更强的话语权。

数字资本家可以轻易地发动“新闻战”、“宣传战”[15]，对新闻和讯息蓄意加工，运用剪辑或主观性的词汇表达断章取义、避重就轻，有选择性地过滤反对声音，同时制造大量的“马甲”炮制假消息、抹黑他国领导人，从而干涉和引导国际舆论走向或是在他国制造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网络族群的存在又进一步放大了网民的盲目性，伪造的声音伴随着盲从现象越来越大，真实的民意却很难得到表达。

这就为他国政府的政治决策带来了极大的内部压力，严重时还会发生内政被干预和操纵的事件。典型的例子如被称为“推特革命”的2009年伊朗大选，美国制造了大量的水军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消息，并要求推特公司延迟系统升级计划，使得伊朗国内舆论陷入混乱，两派之间冲突不断，其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利用网络族群进行和平演变。

网络族群中的文化认同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武器，它的目的不是以军事力量征服和控制领土，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16]。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复制对苏联的演变政策，不断利用“人权”、“自由”等口号美化西方价值观和国家形象[17]。伴随着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开始在网络族群中蔓延，公众的理论自信缺失，对本国体制、政府执政能力和传统文化产生质疑，继而很容易遭到内部分解与演化。

此外，族群中公众的短期冲动也往往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帝国主义基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进行情绪煽动，制造大规模突发性群体事件，导致和平演变过程中时有穿插暴力行动。

这种“攻心之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在2006年，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全球在线自由法案》，并开始借助网络工具推行 “大中东民主计划”，为后来祸乱中东地区的“颜色革命”埋下了伏笔。再如2019年的香港事件，美国中情局和Facebook等平台企业利用网络空间持续地转移焦点、放大矛盾、打压爱国言论，为不法分子提供技术援助，最终引发了长达几个月的暴力冲突。

三、反数字殖民手段

前沿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信息平台垄断、掠夺注意力的基础性依靠，如果不实现这一领域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赶超，就无法掌控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数字殖民体系的根基。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在数字技术上可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国家之一，在5G、区块链、电子商务等方面业已突破了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生成了良好的业态。但是，在芯片、半导体、软件设计等关键领域，我国也存在着显著的短板，这就导致我国在进行信息化竞争时仍然存在着技术方面的显著劣势。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回到技术领域，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对平台、数据库、智能算法等一系列核心要素的构建，打破帝国主义在网络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抢占网络空间，从而促进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解放公众注意力，迫使帝国主义丧失制造网络族群的基础性前提条件，粉碎其进行数字殖民的险恶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