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着力改善营商环境

我国的小微企业经营者、个体商贩已占全社会就业人群的很大比重，他们或者是中等收入人群中的“脆弱者”或者仍是低收入人群。提升他们的收入增长，需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通过落实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财税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第四， 加快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采取更大的力度来贯彻“提低、扩中，调高”的方针。到2019年中国低收入人口比例仍在60%以上，而中等收入人口不足40%[10]。这种收入阶层现状也是使得收入差距高居不下的一个原因。因此，“提低”也有助于“扩中”，这是因为一部分低收入人口收入提高后，可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低”要有一套政策体系。考虑到低收入人群具有不同的特点，提高他们的收入需要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做到政策的精准性。对于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任何单一的政策措施都不会起到预期的作用，因此需要一套系统而又有效的政策体系才能发挥作用。

第五， 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

我国收入差距高居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不够。这一点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收入差距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利用CHIP2013调查数据，一些相关研究分别估计了居民再分配前的市场收入和再分配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其结果显示经过政府的各种再分配措施以后，基尼系数下降了8%左右[11]。相比而言，大多数OECD国家在初次分配阶段的收入差距与中国相差不大，但是经过再分配以后，收入差距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缩小，基尼系数平均降幅为30%左右。

因此，在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和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非常必要。一方面，在居民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税收的调节力度，需要改革现有的税种结构，特别是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民生支出比例，而且民生支出更加偏向于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中的“脆弱者”。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图自人民网

第六， 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

从长期考虑，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均等化。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发展能力的差异，而个人能力的差异又是来自于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

根据CHIP调查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显示，在过去10年中人力资本（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态）对个人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12]。这意味着缩小个人之间人力资本投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使低收入人群成长为中等收入人群。

从一些统计数据上看，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在义务教育的公共投资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步，教育经费与经济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长，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经费的差距有所缩小。然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如高中教育，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差别仍然很大。另外，学前教育是个人能力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范围，一些农村地区仍有相当大比例的学前儿童没有接受正规的学前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有足够的能力将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总之，改变人力资本发展方面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的唯一选择是加大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尽快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均等化。

注释：

[1]李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2]杨修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

[3]Kharas, Homi, 2010, “The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WorkingPaper No. 285. https://www.oecd.org/dev/44457738.pdf.

[4]该定义与统计局之前提出的将“2010年价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8-4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提法是一致，只是调整了价格水平。

[5]罗楚亮、李实、岳希明（2021）：《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7]  Luo Chuliang & Li Shi & Terry Sicular and Yue Ximing, 2018.Evolution of Inequality in Chinabetween 2007~2013: an Overview. In TerrySicular, Shi Li, Ximing Yue and HiroshiSato, eds.,2018. Changing Trendsin China's Inequality:Evidence, Analysis, and Prospe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1978年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17，农村内部为0.23（章国荣、盛来运，2003）。

[9]针对农村样本，使用的相对贫困线是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对于城镇居民，使用的相对贫困线是城镇居民收入中位数的40%。关于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使用的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

[10]李实、岳希明、罗楚亮（2020）：《中国低收入人口知多少？》，FT中文网，2020-07-21.

[11]岳希明、张斌、徐静（2014）：《中国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测度》，《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李实,朱梦冰,詹鹏（2017）：《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社会保障评论》,第4期。

[12]李实、邢春冰、吴姗姗（2020）：《中国经济转型中工资差距变动》，第五届劳动经济学年会(珠海）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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