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暴治理难点

治理网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各地都在想办法，出措施。

比如1997年6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世界上首部全面规范互联网的法律——《多媒体法》，目的在于保护用户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对网络服务商的责任与义务作出具体规定。2018 年，欧盟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隐私数据保护作出了细致规定。

2008 年“秋叶原杀人事件”后，日本开始对“网络犯罪预告”进行即时监控和严厉惩处。日本警视厅专门委托软件公司开发了能自动收集“网络犯罪预告”言论的软件，进行不良言论的过滤。

2005年，韩国在发生了“狗屎女”事件后，开始反思人肉搜索、谣言传播等网络暴力问题，并在卢武铉政府期间颁布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和《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推动网络实名制。2007 年，韩国政府进一步公布了《通信网利用与促进及保护等方面的相关法律》修改案，有37家韩国国内主流网站相继实施网络身份验证制度。

让无力者不再无力，让弱小者不再弱小，让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战斗，是我们对抗网暴的必由之路。

网络实名制、制定封禁社交媒体账号的办法，政府实时网络监控和过滤、网暴监控技术手段的引入，这些用政府甚至全社会力量去治理网暴的思路和方法，是我们可以借鉴并加以努力的方向。

而就现行法律来看，降低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门槛，为网暴悬上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更为迫切要去做的事。

刑法规定，侮辱罪、诽谤罪，告诉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什么意思？就是不严重的，检察院不告，被害人可以自己去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严重的，检察院要告。

但严不严重，谁说了算呢？

刘学洲自杀后，他的亲属的代理律师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关于请求最高检就未成年人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建议书》，最高人民检察院回复，已将材料转相关部门研究，至今未见新的进展。

江秋莲，就只能选择提起刑事自诉。但没有公安机关强大的侦查力量，刑事自诉原告在搜集证据方面存在很大困难。

有材料显示，近年来，检察机关针对网络诽谤、网络暴力提起公诉的案例呈上升趋势。如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提到的“检察机关对郎某、何某诽谤案提起公诉应该是全国第一案……该类案件呈现的上升态势是可喜的，说明司法机关对网络诽谤、网络暴力的打击共识在形成、力度在加大，互联网法治问题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是，我们也可搜索到，针对网暴提起的诉讼，大多数是民事侵权案件，公诉案件仍屈指可数，“总量不算多”。

如果不能用公诉的国家武器制裁网暴者，对网暴就缺乏足够的威慑力。所以，我们应该明确对侮辱罪、诽谤罪提起公诉的具体标准，加强对网暴的公诉力度，将网暴治理列入刑法规制的常规范畴。

在整个链条中，平台的作用不能也不应被忽视。

也许微博等平台，更关注的是流量，为了流量，平台可能会将相应话题放进热搜，但对热搜话题的负面评论又缺乏相应规制和引导，甚至乐见其成引发更大的流量。在这里，平台显然不是一片“无辜”的“雪花”。

如何规制网络平台追逐流量和商业利益的行为，加强平台上网暴治理上的法律责任，也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问题。

·重拳来临

写了那么多，我仍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力感，写得再多也不可能挽回武汉丧子妈妈的生命，但我想我总得说点什么吧！

鲁迅先生说的“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我只想提醒所有人，人言可畏，网暴可诛，“淡，淡，淡”之后就是“退，退，退”；“退，退，退”之后，下一个受害的可能就是你我，或你我的家人、朋友。

值得欣慰的是，在笔者即将写完这篇文章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网暴治理作出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规定。

如“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第二款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明确此类情形的侮辱罪应提起公诉。这让笔者看到在治理网暴的路上有了更多的人、更多的力量和更多的希望。

愿这位妈妈在天堂上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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