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打力，推动双边关系转向可持续发展轨道

特朗普政府此次调整政策，正处在中美经贸关系变革的前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并且日益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这种关系的不合理不适应之处日益显现，调整在所必然。换句话说，没有特朗普，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面也正在发生变化，特朗普的政策对我或许时机不利，但恰好成为推动变化的加速器。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暴露出中美两国经济失衡形成的结构性型互相依赖存在巨大风险，两国早就着手实施经贸“脱钩”，中国一直在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对外投资、外汇储备投资以及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这并不全因为预见到中美关系会在今天发生严重困难，而是这些措施是中国崛起的必然要求。按照中国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国的国际收支将逐步趋于平衡，贸易顺差将大幅收缩，甚至出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逆差。

然而，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结构调整难以到位，制造业产能难以修复，对美顺差很可能持续。这对美国是有利的，对中国其实无所谓。中国可以增加进口美国的油气和农产品来平衡制造业产品出口。这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国对美元外汇储备的需求也将下降，外汇储备将趋于收缩，人民币发行也不再依靠美元。美国很难以现在的标准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当然依特朗普的个性，美国可以修改有关定义。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干预政策会持续到何时，会加重到什么程度虽然难以预料，但是可以想见，美国的政策攻势将受到年内中期选举和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的影响。今年年底前美国国会将集中进行中期选举，明年下半年到后年，美国经济此轮增长周期可能进入尾声。届时是观察贸易政策走向的重要节点。

美国带头重构国际经贸秩序，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

重构国际经贸秩序必须以实力为基础。中国在建构国际秩序方面一向缺乏话语权。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参与者。特朗普致力重塑造国际秩序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但也提供历史性机遇。

中国靠韬光养晦形成的战略机遇期结束，但仍可依靠不断增强的实力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不但是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发挥着枢纽作用。美国希望重构国际经贸秩序，必须以中国为讨价还价的主要对手。但是“特朗普冲击”破坏力巨大，影响复杂，必须应对得当才能形成新的战略机遇。

从基本策略看，现在美国希望“连横”，即对中国、欧盟、日本各个击破。同时联合欧盟、日本打击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不公平”贸易做法，反击中国的“经济侵略”。

2017年12月13日，在世界贸易组织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美日欧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三方将联手在WTO框架内合作，解决某些国家（未点中国的名）政策和补贴导致的产过剩、扭曲市场的行为。

2018年5月31日，美国、欧盟、日本贸易部长在巴黎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三方将展开合作，致力解决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及做法导致的问题，包括严重的产能过剩、使三方的工人和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阻碍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及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转（其中包括不受目前贸易规则约束的经济部门）。在5月举行的G7峰会上，特朗普提出构建零关税的G7自由贸易区。

7月26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同意致力于打造“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美国欧盟自由贸易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公开表示，美欧联手“卓有成效”，称中国感觉到自己“被孤立”。

中国则希望“合纵”，联合欧盟、日本以及东盟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2018年7月16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承诺，坚定致力于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抵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推动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双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承诺遵守现行世贸规则。双方还承诺就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合作，以迎接新挑战，并为此建立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联合工作组。

中国与日、欧的有限度合作，出发点是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维护对大家都有利的多边体制。这不是排斥美国，而是把美国拉回多边群。这与美国的合纵排斥中国的意图不同。

中美欧日围绕经贸新秩序的博弈刚刚展开。欧日先声夺人，于7月18日签署协定，建成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相互实施接近零关税。虽然很多具体内容的落实还需漫长的等待，但这也加强了中国推动周边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紧迫性。

中国可以周边为依托进一步拓展亚洲市场。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7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称，201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由2010至2015年的平均55.9%增长至57.3%，创历史新高。2016年，尽管亚洲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6%，但该地区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绝对值上有所增长，达到2720亿美元；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在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015年的48%上升至55%。强劲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挥着缓冲作用，可以减轻美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