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亚齐的强烈反对和坚实论据，中央政府最初的立场是为自己的决定进行辩护。这一立场主要由时任法律与人权统筹部长尤斯利尔·伊扎·马亨德拉（Yusril Ihza Mahendra）和内政部长蒂托·卡尔纳维安阐述。他们的论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文本主义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解释。

尤斯利尔直接对优素福·卡拉的观点发起了挑战。他认为，《赫尔辛基和平协议》和1956年第24号法案都不能作为解决此次争端的直接依据。他的核心逻辑是：这两份文件虽然确立了亚齐的自治地位和大致边界原则，但均未在文本中明确提及这四个争议岛屿的名称。

基于这种文本主义的解读，尤斯利尔声称，在一个“法律真空”地带——即高级别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具体事项上——就必须参考更具操作性的通用法律。他主张，解决地区间的陆地和海洋领土边界问题，现在必须参考2014年第23号《区域政府法》。根据这部法律，内政部有权通过发布部长条例（Permendagri）或部长决定书（Kepmendagri）来划定和确认边界。这实际上是在主张，内政部的行政权力在没有被“特别法”明确限制的情况下，拥有默认的优先权。

此外，虽然官方强调地理因素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政府的论证中也隐含地指出了这些岛屿在地理上更靠近北苏门答腊省中塔帕努利县的大陆，这被用作支持其行政划分合理性的辅助论据。

优素福·卡拉和尤斯利尔·伊扎·马亨德拉这两位印尼顶级法律与政治人物的观点冲突，深刻地揭示了印尼法律体系中一个根本性的模糊地带：关于领土立法的层级效力、历史原则与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规定不清。

卡拉的论点是基于历史和目的的：他认为《赫尔辛基协议》的根本意图是整体性地确认1956年时亚齐的领土范围，因此，历史上属于亚齐的就应该继续属于亚齐。而尤斯利尔的论点是基于文本和程序的：如果文件没有明确点名岛屿，那就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内政部的默认行政权力就应占上风。

争议区域附近有油气田

这两种解释在不同的法理学框架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正是这种法律上的模糊性，为政治操纵和官僚机构的自由裁量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最终，总统令的下达绕过了需要进行严格法理论证的法庭，以政治手段解决了问题，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澄清这一深层的法律矛盾。

在官方的法律和历史论证之外，这场争端背后还涌动着一股强大而隐秘的经济暗流。虽然官方一再否认，但对潜在自然资源的争夺，被普遍认为是将这场地方行政纠纷激化为国家级危机的关键催化剂。

这些岛屿及周边海域拥有显而易见的渔业潜力，这是当地经济的传统支柱。然而，最引人遐想、也最能解释各方投入巨大政治资源的驱动因素，是潜在的海上油气资源。这四个争议岛屿恰好位于辛基尔海上作业区（Singkil Offshore Working Area, OSWA）附近。

该区块由康拉德能源公司（Conrad Energy）运营，这家在澳大利亚上市的能源公司公开报告称，其在亚齐的两个区块（包括 OSWA）合计拥有超过15万亿立方英尺（Tcf）的天然气预期资源，以及已探明的2140亿立方英尺（Bcf）的2C级可采储量。亚齐省长穆扎基尔·马纳夫也曾透露，这四个争议岛屿的天然气资源丰富，其潜力可与安达曼群岛相媲美。亚齐的公民社会团体更是明确指出，行政管辖权的转移很可能与这些潜在资源有关，甚至有报道估计其潜在价值高达14万亿印尼盾。

一位亚齐市民在与笔者交谈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种怀疑：“这背后都是佐科维（前总统）在捣乱，我们都知道北苏门答腊省省长是他的女婿。他们想让巴布亚拉贾安帕特群岛那种因开矿导致环境破坏的事情在这里重演。”这段话虽然充满了情绪化的猜测，但它准确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一种普遍看法：这场争端的本质是资源掠夺。

这背后的财政利益是巨大的，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根据印尼的收入分成法律，如果该区块的油气资源被认定位于北苏门答腊省境内，那么其收益将遵循标准的国家分成模式，中央政府获得绝大部分。然而，根据《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和《亚齐治理法》（UUPA）赋予的特殊自治地位，如果区块位于亚齐境内，该省有权获得高达70%的油气收入。

这为双方争夺领土提供了强大到难以抗拒的经济动机。可以合理推断，这场围绕几个无人小岛的争端之所以从地方行政问题迅速升级为国家级危机，正是因为其背后“被感知到”的巨大潜在财富。这场冲突的本质，与其说是关于几公顷的沙土和岩石，不如说是关于未来巨额财富的控制权。

它直接将亚齐来之不易的特殊经济权利，与中央政府及北苏门答腊省的潜在利益置于了尖锐的对立面。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政府最初将岛屿划归北苏门答腊的举动，可以被解读为一次战略性的尝试，意图将这些潜在资源置于一个对中央财政更有利的标准收入分成体系之下，从而巧妙地绕开亚齐的特殊条款。而亚齐的激烈反抗，则是在拼死捍卫其和平协议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成果之一——经济自主权。

五、更广阔的背景与未来影响

这场四岛之争绝不能孤立看待，它必须被置于亚齐独特政治地位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审视。这一地位是数十年血腥武装冲突和2005年《赫尔辛基和平协议》的直接产物。在亚齐，这场争端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对和平协议精神与《亚齐治理法》（UUPA）核心条款的直接挑战和公然背叛。它再次唤醒了亚齐人内心深处最根本的恐惧：即雅加达的中央政府并未完全、真诚地尊重该省来之不易的特殊权利。

边界问题尤其敏感，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领土主权的完整性。《赫尔辛基协议》中关于“亚齐的边界参照1956年7月1日的边界”的条款，是当年为结束战争而做出的关键性、基础性的政治承诺。因此，任何被视为单方面篡改这一历史边界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对构建和平的基础性契约的撕毁。这解释了为何一个看似微小的行政调整，会引发如此不成比例的强烈反应。

这起事件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凸显了亚齐与雅加达之间持续存在的、时而紧张的关系。它表明，在和平协议签署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主权、领土和资源控制等根本性问题，依然是潜在的、一触即发的紧张源头。亚齐的和平，建立在一种脆弱的信任之上，而这种信任极易被中央政府任何被视为轻慢或背信的举动所侵蚀。

普拉博沃总统的亲自介入，是行政领导力的一次教科书式的集中体现。他决定 “接管”争端，实际上是绕过了自己的内政部长，以最高权威强行终止了一场不断升级的危机。

从法律程序上看，总统的直接介入完全是合法的，并且拥有充分的宪法和政治正当性。根据1945年印度尼西亚宪法，总统是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所有内阁部长均由总统任命，并对总统负责。因此，总统的决定（无论是通过总统决定书/Keppres，还是总统指令/Inpres 的形式）其法律效力远高于部长的决定书（Keputusan Menteri）。总统以更高层级的权力去修正或废止一个下级机关的、且本身存在法律和程序缺陷的文件，在法理上是无可指摘的。

此举可以从多个层面解读。一方面，它展示了一种亲力亲超、果断解决复杂问题的“强人”领导风格，这符合普拉博沃一贯塑造的公众形象。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极其务实的政治举动。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迅速阻止一场区域争端演变为可能破坏亚齐和平、并给其总统任期初期蒙上阴影的全国性危机。

这一明快、果断的解决方案，为普拉博沃在亚齐赢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通过明确支持亚齐的历史主张，他向这个曾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善意信号：他尊重并致力于维护该省的特殊地位和和平协议的成果。

然而，这一事件的解决方式也暴露了新内阁内部的潜在问题。对于内政部长蒂托·卡尔纳维安而言，其最初坚定执行的决定被总统公开且彻底地推翻，这无疑是对其部长权威的一次重创。未来，这位部长在推行其他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时，可能会面临地方政府更多的质疑和执行阻力。

更深层次地看，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外界对新内阁内部协调与沟通机制的疑问。它强烈暗示，在内政部长做出这个可能引发巨大政治后果的决定之前，很可能没有与总统府进行充分的沟通，也缺乏与其他相关部门（如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的横向协调。

2024年至2029年任期的印尼人民代表大会（MPR）

四岛之争是当代印尼国家治理诸多核心挑战的一个缩影：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的永恒张力、官僚程序与政治现实的剧烈摩擦、资源竞争的强大暗流，以及历史冲突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持久遗产。

此事最根本的矛盾，是中央集权思维与地方自治精神的持续冲突。自1998年“改革时代”（Reformasi）以来，印尼的国家主旋律是推动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然而，这件事清晰地表明，中央政府许多部门的官僚，其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仍然停留在高度集权的“新秩序”时代。

他们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将地方视为被动的行政执行单位，而非平等的治理伙伴。法律上虽然赋予了亚齐等地区特殊自治权，但在实践中，中央部门常常会以“国家行政统一”、“法律标准化”为由，绕过或轻视这些特殊性，导致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形式。

此外，事件也暴露了印尼法律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和脆弱性。首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博弈。尽管“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公认的法律原则，但内政部在实践中却优先适用了“一般法”，完全无视了《亚齐治理法》（UUPA）这部效力更高的“特别法”。这说明，法律原则的纸面存在，与它在官僚系统中的实际执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其次，是法律确定性的脆弱。一个由中央部委发布的、看似程序合法的部长决定书，可以在短时间内因为政治压力而被最高领导人推翻。这虽然解决了当下的危机，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较弱，有时“政治决断”会凌驾于“法定程序”之上。

从积极的方面看，危机的最终解决可以被视为对亚齐和平的一次“再加固”。它提醒雅加达的所有决策者，亚齐与中央之间的和平与信任基础需要持续、精心的维护，并且对来自中央的任何被视为轻慢的举动都高度敏感。

然而，此事也敲响了警钟。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应当有能力在较低层级通过制度化渠道化解冲突。中央与地方之间，本应有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来处理此类敏感问题，而不是每次都依赖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干预来“救火”。这种依赖个人权威的治理模式是脆弱的，其效果高度依赖于在任总统的个人风格、智慧和政治意愿。

印尼的国家构建远未完成。法律和制度的现代化，必须伴随着治理思维和官僚文化的真正现代化。如果中央政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为一个服务、协商、尊重差异的治理主体，那么类似的冲突，未来还会在印尼其他拥有特殊性的地区（如巴布亚）反复上演。和平短期看可以得到维持，但其持久性，取决于从这次危机中学到的智慧能否真正延续下去。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