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火花与怒火：一份官僚文件如何点燃政治危机

这场风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25年4月25日。当天，印尼内政部长发布了第300.2.2-2138号决定书（Kepmendagri），作为全国地理名称和行政编码标准化工作的一部分，正式将这四个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从亚齐省的亚齐辛基尔县（Aceh Singkil）转移至北苏门答腊省的中塔帕努利县（Tapanuli Tengah）。

从中央政府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一个凭空产生的决定。它实际上是对一系列更早行政编码工作的正式确认。其依据可追溯至2008年、2017年和2021年的一系列跨部门会议和核查工作，在这些过程中，四岛均被记录在北苏门答腊的名下。这一系列行动的高潮是2022年发布的第050-145号内政部长决定书，该决定书已将四岛纳入北苏门答腊的行政编码。甚至在2012年，印尼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岛屿名录中，这四个岛屿也被列为北苏门答腊省的一部分。

第050-145号内政部长决定书

内政部的逻辑是清晰的：解决一个自殖民时代以来就悬而未决的行政边界问题，以避免在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提供、税收归属、自然资源管理权责等方面出现混乱，甚至防止两地民众因此发生小规模冲突。

他们遵循了标准程序：跨部门会议、地理空间分析、发布法令。因此，当争议爆发时，内政部长蒂托·卡尔纳维安最初坚称这是一个合法合规的流程，并傲慢地建议亚齐方面若有异议可诉诸法庭。

这种纯技术性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暴露了印尼治理中一个关键的断层：一个中央集权的、技术官僚式的国家机器，与一个后冲突地区基于历史和身份认同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深刻脱节。内政部可以声称其程序符合国家的一般行政法，但这种说法是以完全忽略亚齐特殊法律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在法律上是片面且站不住脚的。

在亚齐，这份来自雅加达的决定书引发了迅速而剧烈的反弹。它被普遍认为不是一次技术性的行政调整，而是对亚齐历史、身份认同及其特殊自治地位的粗暴否定和背叛。

正如笔者在亚齐亲身经历的那样，6月16日，数百名来自亚齐各大学的学生和民众在首府班达亚齐的省长办公室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他们手持象征亚齐身份的新月星旗，佩戴着Syiah Kuala大学和 UIN Ar-Raniry大学的校徽，高举着写有“全民公投”等激烈口号的横幅。一位站在卡车上的学生领袖用扩音器大声疾呼：“从苏加诺时代到今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直违背承诺。我们的四个岛屿被北苏门答腊吞并，并由蒂托·卡尔纳维安统治。我们要求撤销蒂托的部长职务！”

除了激昂的演讲，学生们还合唱了《亚齐，Nanggroe的遗产》（Aceh Pusaka Nanggroe）和《亚齐烈士》（Syahid Aceh）等充满历史情感的歌曲，并上演了一场象征性的戏剧表演，用木制仿真枪械模拟战斗，仿佛要夺回被“侵占”的岛屿。尽管现场气氛紧张，游行队伍在警察的监护下保持了秩序。

一位参与示威的女性市民对笔者说：“这些岛屿是属于亚齐的，2005年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给了我们管理的权力……如果这件事不能妥善处理，我们会重新抗争，也许会重新争取独立。”她眼中充满了愤怒，这番话精准地捕捉到了普通亚齐人内心的感受。

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在亚齐人的心中留下了对雅加达中央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感。尽管和平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但这种历史性的猜疑和被背叛感并未完全消散。内政部长后来提出的“去行政法院起诉”的建议，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在亚齐人看来，这是一种官僚式的傲慢，相当于在说：“我认为这是对的，如果你不服，就自己花钱花时间去法庭证明我是错的。”

这场争议的爆发，根源不在于决定书本身的技术内容，而在于其出台的方式完全忽视了亚齐的敏感历史，没有按照亚齐特殊地位的要求进行平等、严肃的协商。在印尼的法律体系中，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特别法优于一般法”（Lex Specialis Derogat Legi Generali）。对于亚齐，这部“特别法”就是《2006年第11号法律：关于亚齐治理法》（UU No. 11 Tahun 2006，简称UUPA）。这部法律是《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的直接法律成果，其地位高于所有关于地方政府的一般性法律。

亚齐

UUPA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央与亚齐之间的协商和伙伴关系。该法第8条第(3)款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制定的“与亚齐政府直接相关的行政政策，应与亚齐省长协商审议后执行”。更改亚齐的行政边界，毫无疑问是涉及其根本利益的重大政策。内政部在未与亚齐省长和亚齐议会（DPRA）进行充分、平等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下达命令，直接违背了这部“特别法”的核心条款。这才是点燃亚齐怒火的真正燃点。

三、叙事之战：法律、历史与经济的交锋

面对中央政府的法令，亚齐方面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强有力的反驳，其主张建立在法律、历史和事实控制的坚实基础之上，展现出极大的自信。

1. 法律与历史依据

《赫尔辛基和平协议》（2005）与1956年第24号法案

这是亚齐主张的核心法律武器，其最强有力的倡导者是前副总统优素福·卡拉（Jusuf Kalla），他也是当年和平协议的关键设计者和推动者。卡拉明确指出，《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第1.1.4条款规定，“亚齐的边界参照1956年7月1日的边界”。

1956年第24号法案正是将亚齐从北苏门答腊省分离出来，成立自治省的根本性法律文件。因此，卡拉的论点逻辑清晰且具有强大的法律说服力：一份部长级别的决定书（Kepmen），在法律效力等级上，绝对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UU）和作为和平基础的国际性协议之上。

历史文件链条

除了宏观的法律框架，亚齐方面还掌握着一系列具体的历史证据。首先是作为一切争议原点的1978年印尼陆军地形图，该图清晰地将四岛划在亚齐一侧。其次，亚齐省与北苏门答腊省在1988年和1992年两次达成书面协议，均同意以此地图为边界划分依据。

此外，亚齐方面还持有一份1965年由亚齐土地事务监察局出具的文件，该文件不仅明确记载长岛和里潘岛位于亚齐辛基尔县的辛基尔区内，还记录了岛上土地的所有者为亚齐人特乌库·道德·本·特乌库·拉贾·乌达（Teuku Daud bin Teuku Radja Udah），且土地已在亚齐特别区土地检查局注册。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间断的历史证据链。

2. 事实上的行政控制

除了法律和历史文件，亚齐省政府还是这些岛屿长期以来的实际管理者，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权。最有力的证据是，亚齐省政府多年来持续使用其省级财政预算（APBD）在岛上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投资包括2007年在长岛上修建的欢迎纪念碑、2015年修建的码头、2012年修建的休息室和祈祷室，以及2018年在小芒基尔岛和大芒基尔岛上设立的界碑。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建设，是任何地图或文件都无法否认的、对主权和管辖权最直接的宣示。

基于上述充分的证据，亚齐领导层展现出极大的自信，并坚决拒绝通过国家行政法院（PTUN）来解决争端。在他们看来，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技术问题。诉诸法庭被视为一种侮辱，或是中央政府设下的一个圈套，意在通过冗长的官僚程序消耗亚齐的精力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