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丹媚】

一、决断之手：总统的干预

2025年6月17日，一场可能动摇印度尼西亚国内和平的区域性争端，在总统府的直接介入下迅速画上了句号。

这一天，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亲自主持了一场线上会议，做出最终裁决，将此前备受争议的四个岛屿——长岛（Pulau Panjang）、里潘岛（Pulau Lipan）、大芒基尔岛（Pulau Mangkir Gadang）和小芒基尔岛（Pulau Mangkir Ketek）——的行政管辖权正式划归亚齐省（Aceh）。

这一重大决定由国务秘书部长普拉塞托·哈迪（Prasetyo Hadi）在一次高级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举本身就传递出强烈的政治信号，表明该议题已从部门级别上升至国家最高决策层。普拉塞托强调，该裁决是基于“政府所掌握的文件和支持性数据”，这一权威而略显模糊的措辞，为解决方案赋予了基于证据的合法性，同时也为政府后续的叙事转圜留下了空间。

四岛地理位置

这场纷争最终以一幕精心安排的政治和解剧收场。在总统府的聚光灯下，亚齐省长穆扎基尔·马纳夫（Muzakir Manaf，人称“Mualem”）与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省长鲍比·纳苏蒂安（Bobby Nasution）共同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的握手，象征着这场风波的政治性终结。

穆扎基尔的发言充满了感激，并巧妙地将结果置于国家统一的宏大框架内，他说道：“最重要的是，这些岛屿属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NKRI）的范畴。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这番话既安抚了亚齐内部的情绪，也向雅加达表达了忠诚。另一边，鲍比则呼吁北苏门答腊民众保持冷静，接受这一决定，并告诫他们不要被“煽动”，同时强调“亚齐是我们的邻居”。

鲍比·纳苏蒂安和穆扎基尔·马纳夫在四岛归属决议后握手

这场高级别的介入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国会（DPR）已将问题的严重性上报至总统层面。6月15日，国会副议长苏夫米·达斯科·艾哈迈德（Sufmi Dasco Ahmad）证实，国会已请求普拉博沃总统亲自干预以解决争端，以避免“动态持续发酵” 。总统的反应极为迅速，仅两天后便做出了最终裁决。

这次干预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行政边界调整，更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表态，是普拉博沃新政府上任后面临的首次严峻区域挑战。面对愈演愈烈的局势，普拉博沃政府没有采纳内政部长此前那种官僚式的建议——让亚齐将问题上诉至国家行政法院（PTUN）。相反，他选择了直接“接管”这个问题。

这一决策背后蕴含着深思熟虑的政治算计。首先，直接将岛屿归还亚齐，是对2005年《赫尔辛基谅解备忘录》（Helsinki MoU）精神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尊重，也是对亚齐特殊历史地位和民族情感的安抚。与让亚齐通过漫长而屈辱的司法程序去“赢回”自己的土地相比，总统的直接裁决更能体现中央政府的诚意和善意，有助于在新政府与这个曾饱受战乱之苦的地区之间建立互信。

其次，此举清晰地展示了新政府巩固权威的明确意图。通过在总统府举行高级别新闻发布会，并让两位省长发表和解声明，中央政府成功地将一场可能加剧分裂、损害政府形象的省际冲突，转化为一次展示其果断领导力、快速平息区域纷争并巩固国家统一形象的绝佳机会。普拉博沃借此迅速赢得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和民众信任，将一场潜在的政治负债转化为了政治资产。这与其说是解决法律问题，不如说是一次高明的政治危机管理。

在坚持原有决定数周后，政府的官方说辞出现了戏剧性的关键转折：一份“新证据”（novum）的出现。这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下台阶”，使其能够在不承认错误的前提下优雅地扭转立场。

内政部长蒂托·卡尔纳维安（Tito Karnavian）宣布，其部门在档案库中“发现”了一份来自1992年的关键文件——《内政部长第111/1992号决定书》（Kepmendagri No. 111/1992）。这份决定书确认了1992 年亚齐省长与北苏门答腊省长达成的一项联合协议，而该协议中的一个关键点，是明确将1978年印尼陆军地形图（Peta Topografi TNI AD）作为划定两省领土边界的依据。至关重要的是，在该地图上，海上边界线明确地将这四个争议岛屿置于亚齐的行政范围之内，而非北苏门答腊。

1992年的关键文件——《内政部长第 111/1992 号决定书》

这份“新发现”的文件被视为澄清历史记录的决定性信息，为总统的最终裁决提供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客观”的理由。6月18日，蒂托部长公开表示，他的部门将依据这份文件，修改此前引发争议的2025年4月部长令，将四岛归还亚齐。

这份1992年文件的“适时”出现，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面对一场愈演愈烈、可能对新政府造成持久伤害的政治风波，简单地撤销命令会被视为承认错误，不仅会严重削弱内政部长的权威，还会让整个政府显得反应迟钝、信息不灵。引入“新证据”则完全改变了叙事。

故事从“我们错了”变成了“我们收到了新的信息，从而澄清了事实”。这使得内政部长得以保全体面，他不再是犯错的部长，而是响应新证据、负责任地修正决定的部长。同时，它也使普拉博沃总统的最终裁决看起来更像是基于事实的审慎判断，而非纯粹屈服于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因此，这份文件的“发现”，与其说是档案研究的偶然，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必然。

然而，这一事件也暴露了印度尼西亚官僚体系中一些令人费解的顽疾。内政部长，作为负责全国行政区划的中央政府核心人物，为何“直到现在”才知道一份长达30多年、由两位省长签署、并由其前任部长亲自确认的、关于一个长期争议地区的联合协议？

蒂托部长本人也承认，1992年省长间协议的原件已经遗失，他们不得不“拆了三栋楼”才在内政部位于雅加达东区的档案馆里找到了这份1992年的部长决定书原件。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它深刻地揭示了印尼官僚体系的几个深层问题：

1.档案管理的混乱与数字化滞后：一份重要的省级协议，很可能仅以纸质形式存在于省级或中央的档案馆中，而从未被有效地扫描、数字化并上传至一个统一、可检索的国家数据库。

2.制度性记忆的缺失：1992年时处理此事的官员、了解该协议背景和精神的当事人，早已退休或调离岗位。在缺乏健全的知识管理和交接系统的情况下，重要的历史信息就会随着人员的更替而烟消云散。

这一插曲，虽然最终导向了积极的结果，却也无情地揭示了国家治理中一个关键的短板：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可能因为基础的档案和信息管理不善，而缺乏对自己历史决策的“记忆”，从而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埋下冲突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