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史上历次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这些杂乱的思想和组织运动也有待于系统化为新的保守主义共识，而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吸纳这些观念也有待于考察。

观察2016年美国大选，可以看到，特朗普所有的竞选口号和主张基本上都重现了后冷战时代旧保守主义的立场，“美国优先”曾是布坎南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的竞选口号，而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和反战争的立场也和旧保守主义相差无几。但伴随着美国底层白人的愤怒和哀怨，一场本来关乎美国后冷战时代政治前途的辩论，却在本次大选中蜕化为一场经济、政治和文化认同的系统危机，以及美国民众在危机面前徒手自救的生存意志的较量，它试图通过挑战美国战后形成的不断趋同的左派立场和保守主义共识67表现自己。

结合美国媒体的各种报道，以及特朗普的“意识形态管家”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的各种发言，它的基本轮廓可以概述为全球-本土、普世-民族、精英-民众的几重对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在经济形态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危机68。这主要指以节制、拼搏、利他为核心的开明资本主义精神蜕变为官商结合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安兰德资本主义。

前者是其制度上的体现，也就是旧保守主义者所批评的管理主义国家，大资本家的资本扩张和政府的权力扩张保持同步，成为不断通过依托政府权力维持垄断利益的集团资本家。后者主要指在20世纪60年代在“反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抛弃了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中的节制、勤奋、人道的精神传统，形成一种以金钱衡量一切的自恋主义文化，一种不再拼搏，喜欢社会主义政策的寄生文化，一种把人商品化和物化的异化资本主义形态，它最激烈的表达形式就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

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一场本应惠及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富创造运动，被精英劫掠，他们在资本的全球运动中，结成一个密切联系的“达沃斯党”（The Party of Davos）。69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看来，作为“核心党”（Inner Party），这个阶层和作为“外围党”（Outer Party）的各个民族国家单位形成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共谋集团，通过不断汲取经济资源掏空全世界70。

班农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双重危机的典型反映，资本不是被用于投资和创造财富，而是通过投机套取利润，从而违背了它的文化精神所内含的创造性。更可悲的是，在由此形成的泡沫破裂后，却由政府出手来拯救本应对危机负责的股东和高管，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毕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就职于会计公司、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咨询公司的各种精英，而所有的成本最终通过税收的形式转嫁给无辜的中产阶级。在此意义上，自由市场早已不再自由，而是变成了“为富人的社会主义和所有其他人的资本主义”。

第二，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民主的危机。正如本应惠及全民的经济利益被纳入少数人的囊中一样，本应向全民负责的政治权力也演变为自行其是的政治官僚。

这正是“黑暗启蒙”运动的核心观点，在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和尼克•兰德（Nick Land）看来，现代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名予实不予”的虚假运动，它的人民等同于国家，并通过政府实施自己意志的理想只可能在卢梭意义上，通过全面参与的方式完成，如果无法实现，后果就是一个由于人民无法集体行动而通过代议制进行管理的政府，在代议制断裂的当代政治下，民主就只剩下一个自我管理的官僚机构。由于所有权和管理的分离，它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以用益为名义进行剥削的食利阶层，并使得剥削更难以计算和问责。民主制下的人民成了一个虚假的政治承诺，完美掩盖了一个以此名义贪婪地劫掠社会的政党和政治机构71。

雅文指出，这种对民主的恐惧一直是欧洲古典时代的共同意识，在彼时民主只是一个自然衰退的循环体制的一个环节，不具备任何终极意义上的自我正当性。而如今审慎的政治意识被一种全球的民主意识形态取代，使得民主教义不再具备批判性的自我审视能力，变成不可置疑的宗教信条，制造了一个虚假的、表面上正当的意识形态，使得剥削更为隐秘和不易察觉。

第三，在制度形态上表现为代表性的危机。与该问题相关的就是本应行使代议职能的政党的“国家化”，也即政党放弃社会运动，寄生在体制之中，参与对社会的掠夺和分肥。汪晖将之视为一场脱离民主的社会形式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必然产生的后果，在大众政治和社会运动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垄断集团成功地将政党政治和公共媒体纳入自己的寡头统治框架中，从而彻底剥离了它们在民主政治中的政治代表性资格72。

就美国民主党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以新政治名义进行改革之后，它就基本被工人阶级抛弃，变成一个以受过高等教育为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政党，这群人以技术专家的名义，在政府扩张过程中填充进各级公务系统，并和美国的常青藤院校、《纽约时报》等媒体结成一个“媒体-学院-官僚复合体”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73组织，主导了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形成一个靠自己的绩效争取名誉和地位的婆罗门阶级，凌驾于粗鲁壮硕的吠舍阶级或小市民（townies）之上，二者老死不相往来，前者鄙视后者，后者怨恨前者。本次选举随着希拉里排挤桑德斯获得民主党党内提名，民主党进一步达成和资本势力的和解，进而成为不折不扣的“豪车自由派”。

面对这一状况，主流保守派受制于政治正确的话语压力，一方面机会主义地借用国家权力谋取贸易和战争利益，另一方面在移民、社会政策这些于己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向左派寻求妥协，整天抱怨一切，却又不愿意进行根本变革，最后要么被动地，要么有意地被左翼的议题拖着走，朝向国家扩张和日益强制性的实质平等，从而不断将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向左推进，“右翼移向中间，中间移向左翼”74，由此成为批评者所称的“绿帽子保守主义”75，自己的国家和立场被别人拐跑了还浑然不自知或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