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世界政治的最大变局来自于特朗普通过选举成为美国总统，人们一般将之视为全球化的退潮和保守主义政治的回归。这种观点一方面强调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相整合的全球化进程，它表现为一个由自由贸易、全球民主和普遍同质文化所构成的普遍历史；另一方面将2016年发生的英国退欧公投、欧洲各地涌现的右翼浪潮，以及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视为对这个全球化进程的保守主义挑战，它通过经济民族主义、威权体制和强调同质性的民族，甚至种族主义形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分离运动。

这种观点一方面简单化了全球化和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表现出的多个层次和张力。

作为对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的反动，美国保守主义首先体现为一场强调小政府、传统文化和孤立主义的旧右派运动。在二战之后两极对峙的冷战背景下，美国精英出于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将本土主义导向的旧右派运动转化为国际主义导向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从而塑造出一个以反共为目标的统一战线。

苏联解体后，顺应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需要，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民主的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保守主义议程，成为带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内部的其他派系被整合进旧保守主义之中，在后冷战时期的乐观形势中被不断边缘化。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在美国本土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多重危机，一场超越左右之分的新一轮保守主义运动①通过特朗普的竞选被整合在一起，它夹杂着旧保守主义的色彩和立场，并通过整合欧洲传统主义和新反动主义的思想立场，发展出一场全球性的抵抗运动。

随着保守主义的这场分裂，一场在冷战对峙和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为美帝国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保守主义运动转入其反面，回归到它在产生之初的反帝国面目之中，由此构成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帝国辩证法”。

特朗普资料图（图/@东方IC）

一、战后保守主义反苏共识的形成

尽管历史学家承认保守主义一直是塑造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力量，但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是20世纪的一个政治和思想现象，它在20世纪初期通过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出来，并在二战之后发展成为系统的保守主义运动。它得以开展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是美国在进步主义和新政时期逐渐成形的大政府和福利国家以及美国经过两次大战所逐渐发展出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二者在战后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由乐观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教义混合而成的自由派共识，美国历史学家戈弗雷•哈吉逊（Godfrey Hodgson）将之概括为②：

第一，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不同于旧的资本主义。它是民主的，它创造盈余，它有实现社会正义的革命性潜能。

第二，这种潜能实现的关键是生产，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因此马克思主张的围绕生产资料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已经过时。

第三，社会中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谐。美国社会正变得更加平等，正在消除，或甚至说已经消除了社会阶级。资本主义者被管理者替代，工人正变成中产阶级的成员。

第四，社会问题能像生产问题一样被解决：首先是发现问题；然后是掌握社会科学的政府通过设计程序来解决它；接着是资本和诸如熟练工人这些资源被作为“输入”来应用到问题上，产出是可预测的，问题将被解决。

第五，对这一友善的制度的最大威胁来自招摇撞骗的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因此，美国和它的盟友们——自由世界——必须做好和共产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

第六，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的义务和使命是将自由企业制度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为了纠正自由企业制度的弊端，美国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根据这种理解，资本主义仍然是可行的，但它必须借助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克服周期性的萧条和失业危机。

尽管在极端左派看来，这一共识不过在于“平息人民起义而不是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③，强力政府不过是为了“维护制度的稳定以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④，因而在变革生产资料和阶级斗争方面不够彻底。但由于新政和美国二战的成功，这一派系在美国逐渐边缘化。

而随着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1952年共和党党内总统竞选提名中败给艾森豪威尔，主张小政府和孤立主义的老右派也逐渐死亡，以“现代共和主义路线”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成为共和党党内的主导势力，它们支持商业，但也肯定新政和福利国家，关心国家安全，但反对激进的反共运动。保守主义运动在此背景下也被边缘化为零星的抵抗运动，只留下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麦卡锡（Jerome Mc Carthy）、安•兰德（Ayn Rand）、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rer）这样的“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的乌合之众⑤。

艾森豪威尔

主流社会这种远离意识形态冲突的心态，被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敏锐地捕捉到，在他看来，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左右派的激烈冲突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⑥。而正因为此，美国著名社会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其《自由主义的想象》中指出，“现在的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的，而且甚至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保守或反动的观念在公众中流行。”⑦路易•哈茨也不得不感叹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⑧。

但出乎意料的是，正当自由派洋洋得意之时，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的阴暗面也开始显现出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日益引发了工商业精英的反抗，而大规模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平等化和民主化潮流，也让守旧人士恐惧，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大学和媒体引发人们对文化赤化的担忧。在战后自由主义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之下，这波反抗最早体现为一种精英的观念运动，它们取代战前的民粹-民族主义的保守传统，发展成为美国第一个新右派（1955年—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