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右派运动在起初表现为两个独立发展的思想运动。第一个是自由放任主义，第二个是传统主义，前者主要是经济保守主义，后者则是文化保守主义。

自由放任的理论代言人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他们主要反对国家计划和政府控制经济，认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专制和集体主义，不论它是法西斯、社会主义还是它的美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将共产主义和纳粹统一视为集权主义的两种形式，哈耶克们为美国保守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哲学根基。

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指美国战后初期有传统主义倾向的一波知识运动，它们反对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相对主义等现代性思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平等化、大众民主和世俗社会，认为它们腐蚀了西方文明，带来无法容忍的意识形态真空，因此要求返回到传统的宗教和伦理生活中。

在沃格林看来，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的成长，它通过将基督教导向彼岸的末世论思想实在化为此世的行动，从而将世俗社会再神圣化，最终导致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等各种极权主义运动⑨，而包括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返回强调德性和真理的古典哲学的哲学探索、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维护美国南方质朴的宗教性传统⑩、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找社群、托克维尔的“多数人的暴政”在美国的阐发11，以及各种自然法学说的兴起，都是为了应对这一危机的哲学、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尝试。

如果说极端左翼批评自由派共识不够左，那么新右派运动则批评自由派共识离苏联共产主义太近了，但尽管它们分享着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但当人们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个统一连贯的保守主义原则时12，它们之间的张力即刻显现出来。自由放任关注自由和效率，它要求经济和道德领域的全部自由，这意味着一个不受管制和约束的道德生活，而传统主义关注价值和德性，它追求的是一种基于社群的、对个体心灵进行德性培育的道德主义立场，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包括家庭、学校、教堂，甚至政府的管制和约束都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这一基本立场的对立，引发贯穿两个阵营和美国现代史的自由和德性之辩13。哈耶克本人就曾批评保守主义阵营恐惧变化、偏爱权威和等级制度、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反启蒙、仇视国际主义等一系列弊病，因而直言自己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14。

保守主义的另外一层张力来自自由放任和反共主义之间。美国保守主义渊源于二战之前的旧右派，它反对对内的福利国家和对外的扩张主义，因为新政和战争最终都导向一个恐惧压抑的巨大利维坦。但面对战后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立场的内在悖论立刻暴露出来，共产主义威胁着公民自由，但军事主义的反共立场最终也会侵害公民自由。正是对反共立场的犹疑不决，使得保守主义分化为对苏遏制和“解放”两个立场15。

主张遏制战略的人认为仅需要通过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建制就足以抵御苏联的威胁，因为历史规律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靠武力单独统治世界。不断扩大的政府权力会压迫公民自由，为了对抗苏联而不断展开的国家动员势必会在美国本土培植起一个暴君统治，“为了打败苏联必须模仿苏联”，为了打败集权政权必须让自己集权化，如此一来，保守主义所捍卫的私人产权和有限政府都化为泡影。

与此同时过分的国防开支和盟军体制将使美国从内部瓦解，届时美国要么屈从于苏联，要么通过极权主义动员变得和苏联一样，二者的区别仅仅是被苏联还是美国独裁统治。而主张干预战略的人除了强调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持久，更是提醒人们苏联最重要的武器是它超验的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

在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看来，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假设，使它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宗教性的弥赛亚特质16，再加上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使得它无法区分善恶，因而意识不到美国和西方正陷入一场和共产主义不可脱卸的善恶之分、文明之争的冲突中，自由主义终究会成为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17。因此一个软弱的外交政策，最终将使“西方在全球霸权被清洗，10亿人口从西方世界转入敌方共产主义阵营，在美国海岸线90英里以外建立共产主义的滩头堡”。18为了西方的生存，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就不能仅仅是遏制，而且是一场新的“解放”19，一个世界联邦取代共产主义的世界帝国20。

巴克利于1955年创立《国家评论》，试图通过这种建制化的努力将不同派系和立场汇聚成为一股合力，以便建设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一方面对抗已经自由化的右派，另一方面清理旧右派思想中种族主义、反犹主义、阴谋论者约翰•伯奇（John Bircher）、有无神论倾向的安•兰德（Ayn Rand）和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这些已经不合时宜的老思想。这种努力在智识上最终表现为《国家评论》的高级编辑福汉柯•迈耶（Frank Meyer）在其1962年出版的《为自由辩护》中提出的融合主义的共识。

为了协调自由和德性的张力，迈耶主张一种有德性的自由生活，它既不是教条地反国家主义，也不是因为道德主义的考虑而拥护威权主义，而是人民一方面能够自由地选择，但另一方面愿意和渴望德性的道路。

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最深奥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在传统之中运作的理性（reason operating within tradition）21。而在实践中，迈耶坚持认为这种融合只有在考虑到美国内外面临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对于这个意识形态敌人，如果要忠于西方文明和美国共和，唯有诉诸“决心和武力”22。也正是这种道德立场，才能揭示为什么战后麦卡锡主义能够在美国获得广泛支持。正是因此，亨廷顿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情境性的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23，是那些战后试图捍卫美国乃至西方文明成果的人，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刻意阐述的一套价值体系。

196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通过财政保守主义、社会自由意志论和强硬的反共路线，击败了温和派共和党人纳尔逊•洛克菲勒赢得了党内提名，初步显示出保守主义的力量，但也立刻暴露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两个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