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香港市场可以选择，为什么不少公司还是首先选择美国股市上市呢？

早些年间香港股市和美国股市关于双重股权结构的不同规定是导致不少科技公司首选美国股市的主要原因。双重股权结构就是普通股权是一股一票，而公司创始人和管理层中少数人手中的股份是一股多票，同股不同权。当时美国股市允许双重股权结构，而香港股市不允许，因此2014年阿里巴巴在香港和美国之间选择了美国上市，而香港股市也因此修改自己的规定，开始允许双重股权结构的公司在香港上市。

公司控制权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在美国和香港之间的选择上最重的一个砝码就是在哪个市场公司可以筹得更多的资金。衡量股票市场资金水平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指标就是整个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比如下图就是美国标普500指数公司的历史平均市盈率和香港股市历史平均市盈率。

美国标普500指数公司和香港股市的历史平均市盈率（截至2021年12月10号）

如果理解这个市场平均市盈率的差距？比如港股的平均市盈率是15.6，而标普的平均市盈率是29.4。这也就是说投资者对于港股公司每股一块钱的利润给出了15.6块钱的估值，而对标普公司每股一块钱的利润给出了29.4块钱的估值。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同一家公司，假设正好每股一块钱的盈利，如果在美股上市大概公司可以筹集到接近两倍于港股上市筹集的资金。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简化的例子，实际公司的估值和上市股价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不能这么直接换算。每个公司都是独特的个体，市场在对他们估值的时候也往往会考虑到每家公司的特性。但是作为市场平均市盈率，这个指标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已经足够说明不同市场之间估值水平和筹集资金能力的差别了。

对于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面临的退市困境，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

这些公司大股东和高管们的股票收入多赚还是少赚那么几百万几千万，不应该是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公司竞争看做战争，那么上市募集的资金就是军火和粮草，招揽人才、研发、生产、并购、开拓市场这些商业活动的背后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因此，资本市场的应对优先需要考虑如何让对中国未来起到关键作用的企业能够得到最充裕的资金支持，即有限的资本应该尽量用在刀刃上。

从政策角度想，我们希望国内的企业可以更多地占领国际市场，对外扩张而不是为了国内的存量市场加剧内卷。我们也希望国内的科技企业通过上市筹集到的资金可以用转化成研发成果和产能，给国内提供高水平的就业岗位。因此，应对美国监管政策变化最好的措施仍然和半导体等产业一样，就是要加强完善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市场，通过新的管理政策来让中国自己的资本市场更具竞争力。

对于公司上市这个资金需求侧的来说，理想的政策是鼓励那些真正的科技企业上市，并通过行业政策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这样市场会尽可能给这些企业更好的估值。在这一方面，科创板、国家半导体基金、以及其他的先进制造业的国家投资基金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

在资金供给一侧，政策的要点则是要继续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今年11月的中小股东集体诉讼康美药业并胜诉一案，以及在康美诉讼之后，国内股市发生的独立董事辞职潮，都是国内资本市场向着更好方向发展的标志。

无论这一次中美监管争议最后如何解决，中国公司从美国股市退市的风险更证明了中国急需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市场，未来的一年更需要加大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继续出台，并加速推动鼓励投资者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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