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0日至12日，“全球南方与东南亚”学术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大学德波克校区成功举行。会议由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旨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知识界之间的深入对话，探讨全球格局重塑背景下的区域合作路径与发展模式创新。

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文莱和东帝汶共10个国家的37位学者与专家，涵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作为一场以南方国家为主体、以跨区域知识合作为导向的国际论坛，会议围绕“南方知识体系重建”“区域发展模式转型”与“多边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充分讨论，标志着一个以自主知识生产为核心的新型南方话语平台的初步形成。

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杨平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局，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已显露其制度性与价值观上的局限性。全球南方作为一支不断崛起的集体力量，亟需在摆脱单一现代性和西方知识结构依附的基础上，构建契合自身历史文化与发展现实的自主理论体系。全球南方网络（Global South Network, GSN）正是在此背景下孕育而生，其目标在于通过跨国知识分子的持续交流与议题设置，推动话语体系重构，进而在政策制定与社会发展中发挥实质性影响。

6月11日，会议围绕“全球南方的知识觉醒”“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南方”“全球南方与新发展主义”以及“发展模式与经验”四个议题展开。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从马来世界的思维方式出发，提出知识非殖民化应包括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重建与原创三大维度。复旦大学教授殷之光则强调，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关注不仅是地缘战略的调整，更体现了对另一种全球秩序想象的主动构建。越南学者黄惠英（Hoang Hue Anh）指出，在“普世价值真空期”中，全球南方面临制度重建的契机，需构建真正反映自身利益的国际规范体系。清华大学博士生秦北辰则从东南亚经济追赶的经验出发，论证本土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前澳大利亚驻印尼外交官马克斯·莱恩（Max Lane）指出，印尼贫困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荷兰殖民主义窃取了大量财富，而新政府并未有力削弱殖民遗产。

第二个议程“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南方”中，柬埔寨国民议会咨询委员会主席强·万纳里（Chheang Vannarith）认为，东盟正逐步演变为全球南方的战略中枢。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学院社会文化系教授、马来亚大学研究员阿旺·阿兹曼（Awang Azman Awang Pawi）提出一种以地方自主与社会投资为核心的发展主义新范式，强调数字经济对地区多元化发展的推动力。菲律宾中国研究会会长、亚太进步基金会研究员卢西奥·皮特罗（Lucio Blanco Pitlo III）指出，南方国家正致力于多边战略布局，以应对全球力量格局的不确定性。印度尼西亚教育和文化部文化总局局长希尔玛·法里德（Hilmar Farid）强调文化在塑造区域共同体中的核心作用，主张推动内容配额制度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大学查道炯教授指出，“全球南方”概念具有深厚的历史延续性，中国在南方合作中构建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为未来提供实践范式。越南外交学院外交政策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陈清海（Tran Thanh Hai）副院长则提出，全球南方合作应聚焦全球治理改革、气候变化应对、南南科技创新与区域一体化。

在“全球南方与新发展主义”议题的讨论中，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成员佐莫·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指出，万隆精神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东盟+3（中日韩）机制或成新兴不结盟平台。论坛发起人杨平认为，在西方发展理论指引下的多数南方国家未能完成工业化这一任务，必须创造新的发展理论与新的发展模式，用以指导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事业。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指出，南方国家应推进从外生型发展主义向内生型发展的转型。北京大学周咏梅教授提出“渐进式制度建设”的三维模型以回应“善政与发展”的辩题。印尼大学肖夫万（Shofwan AI Banna Choiruzzad）教授则批评了过度“大国中心主义”所导致的南方国家角色误判。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钱达里斯·尼克（Chandarith Neak）教授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案例，论证了发展自主性的可行路径。

“发展模式与经验”议题涵盖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印尼大学普尔瓦托（Semiarto Aji Purwanto）教授基于人类学视角探讨了文化政策对原住民的影响，呼吁推动社区本位发展。菲律宾学者费尔南多（Fernando T. Aldaba）分析了东盟国家在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路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利平研究员讨论了伊斯兰教本土化对东南亚区域认同的影响。新加坡学者黎良福（Lye Liang Fook）指出，小国应借助数字化和绿色经济把握新发展机遇。来自泰国的纳荣·佩普拉塞特（Narong Petprasert）教授从国内权力结构入手，剖析发展公平性的问题。北京大学孔涛研究员则提出以“韧性中等收入群体”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策略。菲律宾学者罗梅尔·班乐义（Rommel Banlaoi）强调中国发展模式对菲律宾的启发价值，主张超越地缘政治分歧推进务实合作。

6月12日上午，会议聚焦“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与“东南亚合作与反思”。北大副教授王敏以中国新能源政策为例，展示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转型路径。柬埔寨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金平（Kin Phea）则以本国实践为例，介绍了基础设施合作对减贫的显著成效。北京大学徐晋涛教授提出森林治理领域的政策创新建议。东帝汶国立大学副校长哈里（Helio Mauquei）强调绿色能源合作的战略意义。印尼国家发展大学法赫鲁·诺弗里安（Fachru Nofrian）关注中印尼能源合作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玛瑞亚·莫尼卡·委赫尔登（Maria Monica Wihardja）从知识转移视角回顾中印尼长期合作史。

最后一个议题为“东南亚合作与反思”。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宏教授提出四维知识转移框架，系统阐释中印尼合作中的知识转移模式。文莱学者云昌耀（Chang-Yau Hoon）警示“全球南方”概念被工具化的风险，呼吁倾听基层声音。印尼政府顾问阿拉塔斯（Vivi Alatas）着重探讨数字技术合作，提出构建智能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具体方案。马来西亚专家坦加维卢（Handre Thangavelu）基于东盟56年发展历程，强调区域经济韧性的制度基础。来自中国的潘玥学者创新性提出中国和印尼“共同现代化”的三重实现路径，为南南合作提供新思路。印尼经济学家萨特里亚万（Elan Satriawan）则强调社会保障制度在增强经济包容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前越南外交官黄氏荷（Hoang Thi Ha）指出，面对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传统模式正在遭遇结构性挑战。

6月11日晚，会议特别设立“围炉夜话”交流环节，邀请约80位印尼主流媒体人、学者与大学生代表，与中方与会学者围绕“全球南方意味着什么”等议题展开开放式对话。该环节由中国传媒大学张艳秋教授主持，其打破传统会议场域边界，在轻松而深入的氛围中，推动青年群体、媒体界与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多元互动。与会者围绕全球南方的历史定位、现实处境与未来可能展开思辨式交锋，展现出南方知识界不断生长的公共理性与实践责任感。

12日下午，会议以两场高层圆桌论坛圆满收官。圆桌A由全球南方网络筹备委员会主席钱纳里与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共同主持，围绕“西方理论的持续影响与中国经验的本土转化”展开深度讨论。与会学者在回应既有发展范式的同时，亦提出构建兼顾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差异性的理论框架，推动南方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实现知识再平衡。圆桌B由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佐摩·桑达拉姆与《文化纵横》社长杨平共同主持，聚焦“中美结构性竞争下的东南亚战略定位”。在高度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学者们普遍认为，长期依赖“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路径已面临结构性瓶颈，迫切需要构建更具自主性与战略弹性的区域政策体系。

“全球南方与东南亚”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推动了区域间的实质性对话与知识互鉴，更标志着一个以南方主体为核心、以跨国协作为方式、以思想生产为驱动的新型合作机制的雏形正在形成。会议所呈现的理论深度与实践维度，凸显出南方国家在国际秩序重构进程中争取话语自主与发展主导权的紧迫意愿与现实路径。此次会议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知识界之间的深度交流，也为“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再定义与多元化实践提供了思想动能与网络支撑。作为全球南方网络（GSN）建设的重要起点，本次会议的召开有助于推动南方国家在新一轮全球治理变革中实现知识自主、理论创新与发展联动，并为未来常态化、机制化的南方对话平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