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科学家认为日方提供的数据不完整”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安全性”看似得到了IAEA的“认可”，但全球科学家依然忧心忡忡。

“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认为，（日本）迄今为止提供的数据是不完整的。”独立辐射监测组织Safecast首席研究员阿兹比·布朗（Azby Brown）对《纽约时报》说。

他认为，尽管排出的核污染水对人体健康构成的危险“比日常暴露于辐射的风险低数千倍”，“但整个过程还是不够透明。它不够广泛，也不够全面。”

布朗表示，日本一再保证处理过的水足够安全，并表示已经过滤掉了大部分同位素，但其中依然含有微量的氚，以及少量的碳-14和碘-129。

“水里有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低浓度放射性测量专家达尔诺基·韦雷斯（Ferenc Dalnoki-Veress）曾提出质疑。他指出，东电只从四分之一水箱里抽取了少量的水，检测了氚的浓度和其他有限的放射性核素。他担心其他放射性核素可能“溜走”。

作为太平洋岛国论坛（PIF）委任的国际科学家之一，韦雷斯负责评估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他今年5月接受《韩国时报》对话时披露，日本政府的合作程度并不令人满意，有一次他们要求日方提供关于核污染水储存罐中的数据，后者花了54天才提供。

同为PIF委任科学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凯瓦洛海洋实验室主任罗伯特·里士满（Robert H. Richmond）今年初接受《时代》杂志对话时透露，当科学家试图从日方获得更多数据时，这些可以帮助做出合理决定的关键、基础数据存在缺失现象，这“极其令人担忧”。

2022年3月，太平洋岛国论坛宣布委任核问题独立专家小组，中间者为罗伯特·里士满，右一为达尔诺基·韦雷斯

王翰灵指出，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日本并未充分回应外界的关切，在很多问题上未能服众。

秦天宝表示，虽然日方接受了IAEA的监督，但是从计划宣布到铺设排放系统管道、再到今年6月的试排放，日方在落实排海计划上并未充分尊重他人观点。

“倘若真像日方所称，将以科学、安全和透明的方式处理核污染水，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那么在IAEA形成报告之前，整个项目都不应有任何进展。” 秦天宝说。

这些年，日本如何为核污染水“洗白”？

为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日本政府已经谋划多年，在正式作出宣布前，就时不时向媒体放风，试探民众的反馈，并努力安抚国内持反对意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2021年2月，日本国会正在审议的2021年度预算案中，主管灾后重建及核事故处理的复兴厅申请了20亿日元预算，作为消除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形象受损的费用，较2020年度原始预算的5亿日元增加4倍。

2021年4月13日，也就是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那天，日本复兴厅公布的宣传单上，赫然出现了氚的卡通形象。日媒称，将福岛核污染水中难以过滤的放射性核素氚“吉祥物化”，目标是“为氚创造亲近感”，并宣传核污染水的安全性。

日媒报道截图

路透社此前披露，在日本公布核污染水排海决定前夕，一名日本高级官员给媒体发邮件，要求在报道中不要使用“受污染”（contaminated）一词（来形容污水），称这个词具有误导性。

一些日本媒体还试图混淆视听，将各国普通核电站产生的核废水和福岛核污染水混为一谈。但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是最高等级的核事故，其产生的核污染水同正常运行的核电站废水完全是两码事。

在日本政府不遗余力的宣传下，日本民众对排放核污染水的支持率逐渐提升。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朝日新闻》今年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首次有更多人赞同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赞同者达到51%，不赞同为41％。此前两年的民调中，赞同和不赞同者占比相当。

日本经济产业部2月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福岛县居民对排放核污染水的支持率已从2022年9月的46%增加到51%，国内其他地区的支持率则从44%增至46%。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马克西姆·博莱里（Maxime Polleri）认为，日本正在非常谨慎地塑造其向太平洋排放“核辐射水”（radioactive water）的叙事。

博莱里今年6月在美国《外交学者》撰文，指出日本政府和IAEA几乎不会用向海中“倾倒废水”这类措辞，而是用“排放”“处置”“稀释”等表述。在谈论被氚污染的水时，他们更也倾向于使用“ALPS处理水”这种高度技术性的术语，而不会用“污染物”、“废水”这类词汇。

博莱里认为，此类表述将对污染的讨论引入技术领域，把“废物倾倒”这种不受欢迎的做法转变为“管理处理过的水”这种看似合理的政策，从而让公众对当局产生信任。此外，科学术语也在普通人和专家之间“划分等级”，当日本渔民表达担忧时，他们就会面临被描述成“不理解政策背后科学的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