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尾京司在致辞中表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数十年前就通过访问学者、共同研究等形式开始了相互间的学术交流，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双方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当前世界正在跟新冠疫情进行艰苦斗争，人类历史上曾经屡次遭遇疫情侵袭，但都最终战胜了疾病，相信这一次也会取得胜利。同时，疫情也将深刻改变国家、城市和企业的命运，全球供应链将得到重塑。希望中日双方学者为研究疫情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作出贡献，理性分析美中激烈竞争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为中日两国政府建言献策。

开幕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日本国前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分别作题为“疫情下的国际形势与中日关系”、“后疫情时代的日中经济合作”、“以中日合作增加世界形势的确定性”、“出口管制与日美中关系”的学术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王晓峰研究员主持。

张宇燕认为，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短期冲击，出现战后最严重衰退。现在局面大体稳定，但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不能对抗疫有所懈怠，同时也不应过分夸大疫情冲击。疫情对国际关系造成多方面影响，其中之一为供应链脆弱性凸显。过长、过紧密、过于集中的供应链成为国际上的主要议题之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政策，在重组供应链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除了合作抗疫外，首推维护和完善自由贸易，使世界更加开放，其中的微妙之处，在于把握好最大化各国贸易收益和最小化供应链断裂之间的关系。应维持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供应链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预期性，制造业回流、脱钩等人为政策与市场规律和人类发展趋势相悖，不仅徒劳无益，而且损人损己。保证供应链安全的基本途径，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善和完善，这其中还包括建立开放型的区域性贸易投资机制，比如RCEP和CPTPP。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承担着抗疫和使世界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的巨大责任。在全球层面，中日两国可以就WTO改革、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公共卫生政策等议题进行协商；在地区层面，两国可以也应该就尽快签署RCEP、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等作出贡献；在双边层面，中日应该共同努力充分利用和升级已有的各种经贸与货币金融合作。

宫本雄二在演讲中表示，1991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中国时提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认为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基于该理念，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提出建立“中日战略性的互惠关系”。但不得不说中日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并不成功，2010年秋之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而国际秩序的变迁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国际社会结构出现变化，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美欧出现“领导疲劳”的情况，认为现有国际秩序对其不利。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不断崛起，对国际权力结构产生“冲击”。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认为中国动摇了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而全力遏制中国，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疫情的发展更是推动该变局向更深刻的方向发展。为此，目前日中应该思考“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意义及内涵，我认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意义与当今国际秩序的理念和原则是一致的。尤其在当前美中陷入严重对立的背景下，日中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仅是为了日中两国，更是地区与世界经济所需要的。

杨伯江认为，疫情下、疫情后世界形势不是孤立的、割裂的，是在疫情前形势发展延长线上的。在疫情前形势的延长线上，当前“中等力量强国”群体出现数量增多、范围扩大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欧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相对于其尚不太先进的公共卫生条件和经济社会发达程度，防控疫情及重振经济的表现留给人更深刻的印象。疫情爆发以来的事实说明，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率先摆脱疫情。同时，全球化面临“再平衡”，或曰“挂钩”的重构；世界更加无序，不确定性增加。疫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但这不仅仅是中美关系的问题，单独把中美两家挑出来讨论世界问题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世界的现实。欧洲、日本、俄罗斯等也很重要。中日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但更拥有共同利益，并面临共同挑战。关于中美关系，即使民主党上台，美国对华政策也回不到过去，方式手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改变对华战略定位、奉行更强硬的政策是必然的。同样，关于日美关系，即使民主党上台，美国的同盟政策也回不到“特朗普以前”，其同盟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必然的。中日关系应当尽量稳定，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一些确定的因素。两国应该一起就疫情后世界秩序的构建想办法；加强双多边各领域务实合作；切实处理好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从历史、文明的高度认识中日关系、认识亚洲的崛起。为有效推进合作，观念的更新十分重要。

丸川知雄在演讲中表示，2018年7月开始的美中贸易战似乎主要是源于美国对当前美中贸易逆差的不满，从这个角度来看，2020年1月的第一阶段协议对美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特朗普政府并不满足于第一阶段协议，反而加强了根据出口管理规则的对华为公司的出口限制。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起源于冷战时期，在冷战期间，美国限制本国及西方盟国向苏联东欧及中国出口。日本摆脱占领后也被迫加入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不过日本国内对于要扩大对华贸易的呼声比较大，两国的贸易也在不断增长。尤其是1972年中日建交后，两国的贸易额从1972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1981年的101亿美元，1991年的220亿日元，以及2002年的1010亿美元。但实际上日中经贸合作中，日本对华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往往受到美国的干扰及阻碍。实际上，美国限制对华为的出口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所强调的战略性技术及产品界限模糊，其次，美国没有限制向华为出售4G以下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用的芯片，是否意味着美国认为中国人拥有5G手机和基站才构成了对美威胁？第三，美国为什么不限制向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出口芯片？为什么不限制苹果5G手机在中国销售？为此，我认为美国对华为的限制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变相产业政策，而这样的产业政策必将失败。国际社会应当在军用和民用技术领域达成协议，不让全球在军工方面的脱钩影响民用品上的国际分工发展。

随后，与会中日两国学者先后围绕“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与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中日创新合作的可能性”、“中日社会发展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三个单元的综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吴怀中研究员、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田中修作会议总结，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亚洲经济研究所理事北川浩伸、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研究员作闭幕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研究员主持。

（日本政治研究室张晓磊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