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桑松（Besancon）这样的边境小镇，人们出行依赖汽车，因为没有公共汽车或火车。这里的许多人把马克龙看作“精英总统”，认为他们既不理解也不关心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关心传统工业的衰落如何掏空了他们的城市。

“在这些地区看不到明天，中产阶级和工人遭受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残酷冲击，还要经受随后的预算削减，这是一种后工业时代的绝望，”该地区的一名减贫顾问尼尔斯·普拉纳尔（Niels Planel）说道。

现年67岁的伊夫·罗雷特(Yves Rollet)是贝桑松的一名退休老人，他11月24日参加了“黄背心”抗议。他说，自己参加抗议是因为他“受够了马克龙君主统治的方式，对穷人和工人不屑一顾”。

罗雷特回忆起去年9月，马克龙对一名年轻的失业园艺师说，找到工作很容易，“如果你愿意而且有动力，你可以在酒店、咖啡馆、餐馆、建筑行业找到工作，我去过的每个地方，他们都说在招人。”

然而，据《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最新数据，法国失业率仍在9%以上，高于欧盟平均水平。

而曾常驻巴黎二十余年的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郑若麟老师曾在近期提到，法国年轻人目前失业率高达30%。

而这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更没有机会，“一名刚获得学士学位的年轻学生告诉我，她不能留在家乡，因为在她的城市里，‘什么都没有’，”普拉纳尔说，“面对财政紧缩，市议员们被迫用越来越少的钱做越来越多的事，同时还要面对市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纽约时报》12月2日在描绘法国中部城市盖雷（Guéret）的文章更加触目惊心，当地居民弗洛里恩·窦（Florian Dou）驱车250英里（400公里），参加了“黄背心”抗议活动，他是一名仓库管理员，他和妻子几乎每月都提前10天耗光工资，这让他觉得受够了。

盖雷市约有1.3万人口，坐落在法国最贫困地区之一，城里最大的雇主是一家公立医院，下午三点左右，广场上的咖啡馆就已经空了，被烧掉的汽车残骸散布在火车站狭小的停车场上。

每月20日左右开始，这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惧，工资用完的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要交电费？冰箱里要存什么食物？应该省下三餐中的哪一顿？该怎么告诉妻子我周末又要在家里吃饭？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压力中”，46岁的法布里斯·吉拉尔丁（Fabrice Girardin）说道，“每月月底，我们都要问，有足够食物吗？”

窦先生从第一周开始就参加“黄马甲”抗议，“我们甚至不再需要社交网络”，他说，他现在觉得“黄背心”抗议确实让政府有点疲于奔命。

几乎每辆经过抗议人群的汽车都会鸣笛表示同情，但抗议者知道，他们的呼声在巴黎总会逐渐趋于湮灭，这也是他们坚持要到巴黎去抗议的原因。

约安·迪夫克斯（Yoann Decoux）是一名30多岁的电气线缆工，目前处于失业状态。他在一周前在巴黎被捕。

“我以前从未参加过政治示威，”他说，“但我们要说，受够了！”

他说，“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靠微薄的工资是怎么过活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也是人!”他目前只能靠他当农民的父亲提供蔬菜和帮助勉强度日。

“现在，我分文没有”，吉拉尔丁先生（Mr. Girardin）说道，他的妻子前天用40欧元买了东西，现在这个周末已经不能开销了。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龙看似微薄（每升燃油加征人民币0.5元）的燃油税激起抗议的原因，“我的车里没有汽油了”，吉拉尔丁说道，这位铺地毯工人辞掉了此前月薪1200欧元的工作试图创业，但现在的情况没有好转，“一旦我们付清了账单，就没钱了，我希望能偶尔带妻子去餐厅，但做不到，因为经济压力，她完全陷入消沉，封闭了自己。”

窦先生的邻居莉蒂夏（Laetitia Depourtoux）同样参加了“黄背心”抗议，她家的冰箱总是放着最大块的冻肉，她父亲每年送她两次冻肉，这也是六个孩子的口粮。她是一位夜班护士，她的丈夫奥利维尔(Olivier）是一位验光师，他们的工资，1800欧元和1500欧元，总是很快就花完了，银行也拒绝贷款给他们，两人都前往巴黎参加示威，“只要它继续，我们就会支持它，”他们说。

“我们活着，但必须谨小慎微，我们不能去餐馆，生活中所有的小乐趣都消失了。”他的父母在工作了一辈子后变得一贫如洗，父亲在一家疗养院，母亲被迫依赖慈善机构提供的伙食。

“我们要求政府降低税收，他们却念叨着‘生态’，他们的反应进一步恶化了局势”，莉蒂夏说道。

许多法国人可能跟我们一样心存困惑，法国已经是经合组织内税收最高的国家，然而赤字率和债务依然居高不下，同时，主流媒体总是将法国描绘为高福利国家。

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