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4月22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爆发恐怖袭击事件后，印巴关系日益紧张，两国关系跌至多年来最低水平。

自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宣布独立以来，两国已经进行了4次血腥战争，其中3次战争都是由于两国在边境克什米尔地区的持续争端引发的。“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印巴冲突的再次激化与该地区深刻的冲突根源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息息相关。

本文选自《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4期，原标题为《印巴战争与巴基斯坦国家建设》。文章从战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通过对印巴战争以及巴基斯坦的案例，来分析和检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的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观察者网转载，供各位读者参考。

【文/胡鹏刚、卢凌宇】

“国家发动战争，战争缔造国家”，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从近现代欧洲历史中归纳出的政治规律。在蒂利的命题中，自变量是战争，主要是国家间战争。二战后世界政治中的国际战争不仅频次减少，而且在区域分布上很不均衡。国际体系中的绝大多数国家享受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和平，但也有一些国家始终处于恶劣的国际环境中，饱经战争和动乱的考验，巴基斯坦就是这样的少数国家之一。

巴基斯坦是英国结束南亚的殖民统治之后建立的新国家。巴基斯坦是基于伊斯兰教宗教认同建立的国家，这种认同来自于穆斯林教育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于1883年创立的“两个民族”理论，后经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发展而成。根据蒙巴顿分治协议，巴基斯坦于1947年8月14日宣告成立。由于分治计划既没有保证巴基斯坦的建立，更没有保证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生存权。因此，巴基斯坦立国以来就一直面临着艰巨的国家建构任务。

当然，在巴基斯坦历史上，其国土安全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始终来自印度。1947年之后，巴基斯坦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一直将印度视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认为：国大党对印巴分治的解决方案是有所保留的，他们决心尽可能重新统一印度。

阿尤布·汗（Mohammad Ayub Kham）认为：印度的态度仍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敌意。目的是在我们诞生时使巴基斯坦陷入瘫痪。哈立德·本·赛义德（Khalid Bin Sayeed）指出，巴基斯坦的几乎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被解读为出于对印度的恐惧。两国间的领土冲突在1947年至1948年引发了第一次印巴战争，使这一猜疑变成了深深的不安全感。此后，巴基斯坦又与印度在克什米尔三度开战并发生多次边境冲突。可以说，巴基斯坦建国后长期处于战争和备战状态。

1947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会议上，印度总督蒙巴顿（Mountbatten，中右）和印度领导人就印度分治达成协议BBC

一、战争与国家建设：从蒂利到蒂斯

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最常见的定义是统治者建立、巩固和重建国家能力的过程，这是国家建设的狭义定义。广义的国家建设则包括国家能力和政治合法性两个维度。具体而言，国家能力建设主要指建立有效运行的政府并为公民提供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公共产品，合法性建设则包括对主权国家进行社会和文化整合。后者涉及政治合法性。王绍光和胡鞍刚甚至认为合法化能力（legitimation power）是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能力最“柔软”的部分。这里的“合法化能力”就是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国家建设的历史。对于二战后独立的后殖民国家而言，建设和巩固国家能力与合法性是很艰巨的挑战。对于后殖民国家的建构而言，政治国际关系学家提出了大量的解释。按照列维（Margaret Levi）的类型学，影响国家建设的因素主要为“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和“贴现率”（discount rate）。

议价能力指在向社会汲取资源和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能力，主要包括国际战争、政治体制、族群关系、国体（联邦制或单一制）等因素。

交易成本则是国家为了控制社会所必须支付的成本，比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向农民征税就比向矿业（比如石油产业）征税困难得多，因为前者作业分散而后者高度集中。交易成本的其他指标还包括人均GDP、贸易开放度、外来援助等。贴现率则指统治者对政治前途的预期。

如果预期乐观，他们会平稳地执政，按部就班地向社会汲取资源，但如果预期悲观，他们大概率会在短期内加强汲取水平，导致税收大幅度增加。

在上述三类解释中，国际战争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学者们称之为国家建构的掠夺者理论（predatory theory）或战争主义范式（bellicist paradigm）。从思想渊源上看，这支理论始于韦伯（Max Weber）和亨茨（Otto Hintz），其集大成者则是蒂利。

蒂利在欧洲现代国家生成的经验基础上归纳出了原生理论：统治者为了应对国际战争，必须向社会——包括资本家和其他公民——征税，为此，统治者不得不和社会讨价还价，一方面要向社会提供包括安全在内的公共物品，其重中之重是消耗国内的割据武装集团，另一方面则要加强以税务部门为核心的国家机器的建设，以增强对社会的渗透，显著地增加税收。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机器不断膨胀，现代国家的建构得以完成。

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的滞后在很大程度是由于联合国体制严厉禁止国际战争，尤其严防主权国家通过战争侵占或兼并其他国家的领土。赫伯斯特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设的研究其实是对蒂利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的应用。蒂利在系统考察了中世纪晚期到冷战结束的西欧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发动战争，战争缔造国家”这个影响深远的命题。他的基本思想是国家为了战胜敌对国家、消灭国内挑战者，不得不向普通纳税人和资本家征收更多的税收，汲取更多的资源。

为此，国家必须首先加强对税收、统计、信息、监督等部门的建设。由于这些要害部门的工作有赖于警察、交通运输等其他官僚机构的支持，国家强化财政汲取的努力会导致国家机器的全面扩张。不仅如此，外敌的威胁也有助于培养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并强化政治共同体意识，从而增强政治合法性。

所以，战争在增强国家能力的同时，也使国家提高了政治合法性，而且能力与合法性会相应强化：国家能力的提升使得统治者有足够的财力来加强合法性建设，而合法性的增强又会提高国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激励爱国主义，降低财政汲取的行政成本。

蒂利原生理论的自变量包括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但他关注的重点是国际战争。更重要的是，蒂利的着眼点不是因素分析，而是因果机制分析：他固然强调国际战争的国家建设功能，但更关注国内战争、税收和其他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互动。比如，蒂利认为在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过程中，资本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政治家为了建设国家，不得不与资本妥协，以汲取财政资源。不过，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学家在继承和发展蒂利的理论时倾向于突出战争的国家建设功能，蒂利的贡献被称为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

从理论上看，蒂斯对蒂利模型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基于二战后国际战争锐减的现实，蒂斯把国际战争替换为“竞争对手”（rivalry）这一概念。所谓竞争对手指在一定时期内与一个国家保持军事竞争和敌对关系的另一个国家。对手间可能发生过战争，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处于长期军事对峙、军备竞赛或者零星武装冲突的状态。也有学者认为跨界反政府组织和国际干预履行了类似于国际战争的国家建设功能。

就经验研究而言，蒂利模型被广泛地用来解释近代欧洲以外地区和国家的国家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例如，有学者指出，第三世界的政治暴力和国家间竞争正慢慢地推动第三世界国家沿着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轨迹发展。科恩（Youssef Cohen）和奥根斯基（A.F.K.Organski）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暴力冲突并没有表明国家的崩溃，而是代表了“权力的原始积累”，“类似于几个世纪以前的欧洲”。蒂斯（Cameron Thies）的研究表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对抗，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增加了国家的汲取能力。他的结论是“最终导致欧洲强国产生的相同进程，可能在后殖民时期的发展中世界的早期阶段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蒂利模型即使对欧洲现代领土一主权国家形成的解释也是不充分甚至是错误的，对于第三世界尤其是后殖民国家的国家建设缺乏解释能力。实际上，蒂利本人对于自己的命题在第三世界的应用抱着很谨慎的态度。后殖民国家的统治权力来自于国际社会的赠与，在权力形成的过程中没有经历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长期战争威胁下所进行的博弈，所以很难期待欧洲的逻辑能够在后殖民国家重现。他还指出，二战后的世界政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前几个世纪的欧洲截然不同。

国家形成的“外部”因素压倒了“内部”因素。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评价二战后非洲的国家建设时指出，非洲的领土一主权国家体系是二战后规范主义国际公法占据上风的产物，为一大批不具备经验国家资格的后殖民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和保障。尽管如此，杰克逊的指责不适用于巴基斯坦这个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国家。二战后的国际法体系也确实高度重视主权国家疆界，严厉禁止通过战争手段侵占一国领土。

费莎（Tanisha Fazal）记录了19世纪初以来由于征服造成的事实上的国家消失和死亡。她发现二战之后，国家死亡的案例少之又少，国家不再因国际战争而轻易地消失。不过，虽然巴基斯坦没有亡国之忧，但国际社会似乎对印巴长年的冲突无力也无心化解，实力远比印度弱小的巴基斯坦处于类似于“自然选择”的生存环境，这就为我们测试蒂利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在后殖民国家的适用性提供了机会。

虽然蒂利理论的经验基础是16世纪以来的欧洲国家，但他的理论在解释第三世界的国家建构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在大样本统计分析中获得了较为坚实的经验支持。鉴于二战后国际战争谓为稀缺，所以在蒂利模型在二战后世界政治的运用中，深度个案研究较为少见，其中一个例外是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对以色列和埃及等中东国家国家建构的探讨。在二战后的世界，经历了五次中东战争的以色列、埃及等国显然是深度检验蒂利理论不可或缺的样本。

此外，非洲大陆虽然内战频繁，但二战后成规模的国际战争当数欧加登战争（1978—1979年）。在东南亚，越南抗美战争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战争。在南亚次大陆，印巴战争也是二战后罕见的具备相当规模的国际战争，并且两国在建国后的40年时间里交手了三四次，其理论和经验上的意义堪比中东战争。

由此可得，巴基斯坦案例主要的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检验蒂利理论在南亚次大陆的适用性。二是修正和补充蒂利的理论。比照个案分析，哪些变量是蒂利理论中没有的但在巴基斯坦个案中有，这些变量连同战争增强了国家建构，它就是巴基斯坦个案独特的理论增长价值。

二、概念的操作与度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国家建设。我们参照泰勒（Brian Taylor）和博托（RoxanaBotea）对二战后越南和阿富汗的比较个案分析的研究设计，把国家建设分解为三个变量，即财政汲取能力、军事能力和政治合法性。

财政汲取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存续的经济基础，所以获取财政资源的能力是最基础的国家能力，也是国家建设的首要内容。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机构，是由财政来供养的。财政的常规来源是税收，非常规来源包括负债和外来援助。学者们在论及财政汲取能力时通常指征税能力。在定量分析中，税收占GDP比重被视为“最可依赖”的国家能力指标。对于纳税人而言，无论是平民，还是资本家，纳税总是痛苦的，至少是不情愿的。国家为了征税，必须尽可能深地渗透到社会各层，搜集关于纳税人收入来源的各种信息，对他们进行监督，必要时强制征税。为此，国家必须扩张和强化税务、信息、监督和警察等部门。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年5月27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的伦巴德，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

蒂利评价说建立军队和发动战争是欧洲国家发展国家能力和汲取社会财富“最强大和持久的动力”。另一方面，军事能力既是财政汲取能力的后盾，又依赖于财政的供养，它与汲取能力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相比之下，“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个较难操作的概念。从理论上讲，合法性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统一和主权的“软实力”，是被统治者对政治秩序认可和支持的程度。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激发出的民族感情让所有法国人都变成了军人。

我们对因变量的三个维度作如下操作：财政汲取能力操作为相对政治汲取能力，把军事能力操作为军费开支、武器装备，把政治合法性操作为国家统一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民族整合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结果。

在蒂利的原生模型中，自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国际战争或国家间战争，另一个是国内战争。不过，无论是蒂利还是“战争驱动模型”的后续研究者，大部分聚焦于国际战争。本文的自变量也是国际战争。不过，在20世纪以来的战争史上，绝大部分国际战争持续的时间都较短，像一战、二战这样持续的战争已经很少见。不过，战争的内容不仅是疆场作战本身，还包括备战的全过程。按照蒂利的观点，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准备才是推动国家建设的动力之所在。换言之，强化国家建构是战争的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