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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香港过去在国家认同上“欠的债”,现在要两手抓补回来
11月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黄平接受了观察者网专访。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到如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副院长,黄平笑言,这些不同岗位听起来跨度很大,但实则一直是相互关联的。更何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的香港,正处于世界大势与国家大局的交叉点上。
黄平认为,在香港由治及兴的过程中,文化和教育是两个很关键的领域,解决好人们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认同,最终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同时,抓好经济,解决好民生也很关键,香港的土地、住房和青年就业等问题得稳步解决好,经济社会基础得夯实。
黄平也提到,现在有些人担心新加坡会超过香港,但要真正仔细地去比较,香港有香港的优势,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优势。就文化发展来看,香港近年来丧失了一些机会,但是可以总结经验,重新出发。
黄平还观察到,今年,香港回归后第一次出现周末两地间的青年人群反向流动:周末从香港来内地旅游消费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内地去香港的人数。
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处于中外交汇之地的香港会受到何种影响,又该如何自处,在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同时规避被外界操纵的风险?在“一带一路”未来十年的建设中,香港能贡献什么?黄平和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观点。
黄平在上海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采访实录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采访/观察者网 严珊珊】
观察者网:一直以来,香港作为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定位深入人心,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为香港勾勒“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发展蓝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特区政府将成立“文化委员会”,制订“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您认为这些蓝图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实现?如何发挥香港的优势?
黄平:“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严格地说算是香港新定位之一。香港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以后,当地爱国爱港的社团在两位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再出发的新定位下,也要筑牢原有优势并新建一些平台。
首先,这个新定位确实有基础,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的地方,也没有出现所谓文明冲突。香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紧密,当地人甚至有一个说法叫“超级联系人”。这也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相呼应,这是其他很多小的经济体完全没有的优势,香港也因此具备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基本条件。
第二,国家层面也有这个需要。中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不仅一直延续,而且还不断生长,但是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欣赏并不多,有些还是有隔膜,有误解,甚至可以说无知之外还有偏见和傲慢。但是香港是一个现成的、天然的对外开展文化交流的平台、窗口、桥梁,下一步是如何用好这个平台,挖掘它的潜力。人们注意到,现在已经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观察者网注:由故宫博物院与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合作建立,于2022年7月3日对外开放),三星堆的文物就正在那展览。
图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官网
通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其他众多的展览馆、博物馆、剧场、戏院,把内地一些好的文物、瓷器、铜器、当代艺术都展现出来,这是一直在做也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
在香港开展这样的文化艺术活动,本身就已经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因为香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在香港经商、旅游、学习、定居,更不必说还能再通过香港走向东南亚、东亚、南亚,一直到中亚、中东、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观察者网:您刚才讲到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根据您的观察,当地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如何?
黄平:因为粤语是香港主要语言,所以它作为一个地方文化,跟广东是最接近的,广东人到香港来感受到的文化差异也是最小的,其他地方的人来居住、生活、工作或旅游,感受到的是属于大的南方文化圈中的一部分。
当然,客观上讲,英国对香港有150多年的殖民式统治,这个时间可不算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此而论,香港普通人对祖国文化、历史的认知是较少的,甚至是欠缺的,残缺不全的,有些还是扭曲的,颠倒的。从普通人乃至于所谓中上层,在文化认知历史认同这一块都是有短板的,这个必须要看到,要承认。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块“短板”也是香港由治及兴的重要任务,目前,仍有部分香港“夹层伪精英”留恋消散的殖民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从文化、教育方面实现香港社会的拨乱反正,增强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黄平:对于香港来说,要提高国家认同,也不只是文化和教育问题,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治理问题,但文化和教育是最直接的两个领域,比如说“去殖民化”就要从教育做起吧。在教育和文化以及舆论这些领域,有许多需要补的短板、空白和缺憾,过去有忽略的地方,甚至有些方面可以叫“欠债”。
根据这些经验和教训,完善教育体系、修改教材,提高教师对国家历史、文化、制度等的认识和认同都很重要,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才能有所改变。舆论上也是要先从国家安全、国家主权角度解决,按照基本法和国安法等,从看得见的底线、红线来治理,“乱港反中”的舆论阵地该取缔的取缔、该限制的限制、该停业的停业,这是从“硬”的方面必须做的。
从“软”的方面来说,要真正改变人们的知识、意识、感情,解决国家认同问题,还是要让香港更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不是游离在外,或留恋“英式统治”,“恋殖”,精神上文化上成了“漂泊者”,这些仅仅通过法律还解决不了,解决不好。
同时,为什么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到那么高的位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就业、收入、住房问题都没解决好,或越拖越严重,那怎么提高国家认同感?如果刚回归,还可以说是过去英式殖民统治留下的,或一回归就碰到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但现在回归26年多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解决认同问题,当然一代人太短了,真正解决是几代人的事,但是物质和经济的基础要夯实,民生问题不能越来越严重。
作为东亚的一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收入分配或者再分配,财产、财富和机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政策,这些都很重要。现在香港一方面正由治及兴,另一方面还有土地、住房、青年就业与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要是解决得不好,或者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那学校教育在文化与历史方面即使有所改善,从教材、教师,到课程设置甚至舆论氛围都有所改善,那也还是不够的。国家的认同不能没有经济和社会基础。
但是也要看到,并不是只要经济提振、收入提高、住房也有了基本保障,就一定会有认同感。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历史上的中国,可以说古今中外吧,有些分裂并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时候,而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和物质条件,或者说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时,如果历史认知不够、文化自觉不足、国家认同方面也会产生不稳定因素。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教育、舆论,特别是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方面做得很扎实很深厚,那么即使经济出现波折、处于下行甚至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未必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经济本来就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如果有基本的文化历史认知和国家认同,有时候经济危机来了,通胀冲击来了,失业大潮来了,更能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社会基础、民意基础、群众基础要从认识,到欣赏,再到热爱,一步一步来,逐步夯实、铸牢。
当然,这存在难度。第一,文化、教育、舆论都属于“软”的东西,做起来也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也不容易用“指标”去衡量,甚至需要政府、社会砸钱去做。将心比心,如果是一个教育、文化、艺术工作者,其实需要社会和政府去支持的。但是工作看不到硬指标,一幅画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也可以说毫无价值,这使得业绩啊,绩效啊,说好点也行,说差点也行。第二,假如是一个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小学教师,甚至是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在任时负责的其实就是一届两届,但教育是百年树人,文化认同要很长期才能见到效果,但一个人也许就只考虑其任期内的事。
这样,一个由于“软”而缺乏硬指标,一个由于需要长时间耐心做,使文化和教育都不比土地和住房更好做,加上香港有那么长时间的殖民式统治,回归也才26年,何况还有“乱港反中”、蓄意破坏“一国两制”实践,故意抹黑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甚至“挖坑”、“埋雷”的势力。
在由治及兴的过程中,文化和教育是两个关键领域,解决好人们的历史文化认同,最终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同时也要下大力气抓好经济,解决好民生,包括青年人就业、人们住房问题。这样“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两制”也能彰显其价值和优势。
观察者网:您身边有香港普通民众对内地认知提升的例子吗?
黄平:最近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香港回归后第一次出现周末两地间的人群反向流动起来:周末从香港来深圳旅游和消费的人数,首次超过了从深圳去香港的人数。
这不是文化和教育的直接结果,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香港的经济没有深圳好。香港普通人是用眼睛、用亲身感受,对香港和深圳比较,用脚给出了答案。比如说,深圳的东西更便宜,生活更方便、更舒适,包括吃在内的选择也更多样。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拉动香港经济,鼓励内地人来香港消费,还出现过抢购奶粉的情况,当时香港本地居民还有意见,现在疫情后放开,深圳到香港旅游的人数也不如香港人去深圳的多。而且,几乎再也没有内地游客大包小包、临时增加行李袋的现象,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值得注意。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重视,香港举办的演唱会吸引了很多内地青年歌迷。前一阵周杰伦来香港开演唱会,那几天维多利亚港,一到傍晚就水泄不通,露天场馆里几万人,场馆外几十万人。一个星期下来,光是从深圳过来就几十万,大都是青年和学生,听完当天晚上又回深圳,好在有几个口岸是24小时开放,他们听完了就回去也没问题。
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都是两地交融、交汇的表现,下一步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当然也不局限于大湾区,有很多香港人跑到长沙、成都、苏州、杭州来度假,甚至今年夏天去新疆旅游的也多了。广东省刚刚发布了便利化两地证件的行动方案(观察者网注:广东省政府11月21日发布《“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推动三地居民统一身份认证、电子签名互认,实现企业和居民高频事项“跨境通办”),这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具体措施。更多规则、制度、法律的对接、衔接,有利于强强结合,优势互补。当然,大湾区合作中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这也考验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和背后的智慧,既坚守好一国原则,也发挥好两制之利,还要做好两制间的互补,使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成为1+1+1大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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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严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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