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黄平接受了观察者网对话。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到如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副院长，黄平笑言，这些不同岗位听起来跨度很大，但实则一直是相互关联的。更何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的香港，正处于世界大势与国家大局的交叉点上。

黄平认为，在香港由治及兴的过程中，文化和教育是两个很关键的领域，解决好人们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认同，最终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同时，抓好经济，解决好民生也很关键，香港的土地、住房和青年就业等问题得稳步解决好，经济社会基础得夯实。

黄平也提到，现在有些人担心新加坡会超过香港，但要真正仔细地去比较，香港有香港的优势，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优势。就文化发展来看，香港近年来丧失了一些机会，但是可以总结经验，重新出发。

黄平还观察到，今年，香港回归后第一次出现周末两地间的青年人群反向流动：周末从香港来内地旅游消费的人数首次超过了内地去香港的人数。

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处于中外交汇之地的香港会受到何种影响，又该如何自处，在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同时规避被外界操纵的风险？在“一带一路”未来十年的建设中，香港能贡献什么？黄平和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观点。

黄平在上海接受观察者网对话

对话实录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对话/观察者网 严珊珊】

观察者网：一直以来，香港作为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定位深入人心，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为香港勾勒“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发展蓝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特区政府将成立“文化委员会”，制订“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您认为这些蓝图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实现？如何发挥香港的优势？

黄平：“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严格地说算是香港新定位之一。香港经历2019年修例风波以后，当地爱国爱港的社团在两位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再出发的新定位下，也要筑牢原有优势并新建一些平台。

首先，这个新定位确实有基础，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的地方，也没有出现所谓文明冲突。香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紧密，当地人甚至有一个说法叫“超级联系人”。这也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相呼应，这是其他很多小的经济体完全没有的优势，香港也因此具备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基本条件。

第二，国家层面也有这个需要。中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不仅一直延续，而且还不断生长，但是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欣赏并不多，有些还是有隔膜，有误解，甚至可以说无知之外还有偏见和傲慢。但是香港是一个现成的、天然的对外开展文化交流的平台、窗口、桥梁，下一步是如何用好这个平台，挖掘它的潜力。人们注意到，现在已经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了（观察者网注：由故宫博物院与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合作建立，于2022年7月3日对外开放），三星堆的文物就正在那展览。

图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官网

通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其他众多的展览馆、博物馆、剧场、戏院，把内地一些好的文物、瓷器、铜器、当代艺术都展现出来，这是一直在做也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

在香港开展这样的文化艺术活动，本身就已经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因为香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在香港经商、旅游、学习、定居，更不必说还能再通过香港走向东南亚、东亚、南亚，一直到中亚、中东、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观察者网：您刚才讲到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根据您的观察，当地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如何？

黄平：因为粤语是香港主要语言，所以它作为一个地方文化，跟广东是最接近的，广东人到香港来感受到的文化差异也是最小的，其他地方的人来居住、生活、工作或旅游，感受到的是属于大的南方文化圈中的一部分。

当然，客观上讲，英国对香港有150多年的殖民式统治，这个时间可不算短，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此而论，香港普通人对祖国文化、历史的认知是较少的，甚至是欠缺的，残缺不全的，有些还是扭曲的，颠倒的。从普通人乃至于所谓中上层，在文化认知历史认同这一块都是有短板的，这个必须要看到，要承认。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块“短板”也是香港由治及兴的重要任务，目前，仍有部分香港“夹层伪精英”留恋消散的殖民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从文化、教育方面实现香港社会的拨乱反正，增强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黄平：对于香港来说，要提高国家认同，也不只是文化和教育问题，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治理问题，但文化和教育是最直接的两个领域，比如说“去殖民化”就要从教育做起吧。在教育和文化以及舆论这些领域，有许多需要补的短板、空白和缺憾，过去有忽略的地方，甚至有些方面可以叫“欠债”。

根据这些经验和教训，完善教育体系、修改教材，提高教师对国家历史、文化、制度等的认识和认同都很重要，这样对孩子们的教育才能有所改变。舆论上也是要先从国家安全、国家主权角度解决，按照基本法和国安法等，从看得见的底线、红线来治理，“乱港反中”的舆论阵地该取缔的取缔、该限制的限制、该停业的停业，这是从“硬”的方面必须做的。

从“软”的方面来说，要真正改变人们的知识、意识、感情，解决国家认同问题，还是要让香港更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不是游离在外，或留恋“英式统治”，“恋殖”，精神上文化上成了“漂泊者”，这些仅仅通过法律还解决不了，解决不好。

同时，为什么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到那么高的位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就业、收入、住房问题都没解决好，或越拖越严重，那怎么提高国家认同感？如果刚回归，还可以说是过去英式殖民统治留下的，或一回归就碰到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但现在回归26年多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解决认同问题，当然一代人太短了，真正解决是几代人的事，但是物质和经济的基础要夯实，民生问题不能越来越严重。

作为东亚的一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收入分配或者再分配，财产、财富和机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政策，这些都很重要。现在香港一方面正由治及兴，另一方面还有土地、住房、青年就业与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要是解决得不好，或者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那学校教育在文化与历史方面即使有所改善，从教材、教师，到课程设置甚至舆论氛围都有所改善，那也还是不够的。国家的认同不能没有经济和社会基础。

但是也要看到，并不是只要经济提振、收入提高、住房也有了基本保障，就一定会有认同感。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历史上的中国，可以说古今中外吧，有些分裂并不是发生在民不聊生的时候，而人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和物质条件，或者说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时，如果历史认知不够、文化自觉不足、国家认同方面也会产生不稳定因素。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教育、舆论，特别是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方面做得很扎实很深厚，那么即使经济出现波折、处于下行甚至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未必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经济本来就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如果有基本的文化历史认知和国家认同，有时候经济危机来了，通胀冲击来了，失业大潮来了，更能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社会基础、民意基础、群众基础要从认识，到欣赏，再到热爱，一步一步来，逐步夯实、铸牢。

当然，这存在难度。第一，文化、教育、舆论都属于“软”的东西，做起来也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也不容易用“指标”去衡量，甚至需要政府、社会砸钱去做。将心比心，如果是一个教育、文化、艺术工作者，其实需要社会和政府去支持的。但是工作看不到硬指标，一幅画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也可以说毫无价值，这使得业绩啊，绩效啊，说好点也行，说差点也行。第二，假如是一个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小学教师，甚至是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在任时负责的其实就是一届两届，但教育是百年树人，文化认同要很长期才能见到效果，但一个人也许就只考虑其任期内的事。

这样，一个由于“软”而缺乏硬指标，一个由于需要长时间耐心做，使文化和教育都不比土地和住房更好做，加上香港有那么长时间的殖民式统治，回归也才26年，何况还有“乱港反中”、蓄意破坏“一国两制”实践，故意抹黑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甚至“挖坑”、“埋雷”的势力。

在由治及兴的过程中，文化和教育是两个关键领域，解决好人们的历史文化认同，最终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同时也要下大力气抓好经济，解决好民生，包括青年人就业、人们住房问题。这样“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两制”也能彰显其价值和优势。

观察者网：您身边有香港普通民众对内地认知提升的例子吗？

黄平：最近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香港回归后第一次出现周末两地间的人群反向流动起来：周末从香港来深圳旅游和消费的人数，首次超过了从深圳去香港的人数。

这不是文化和教育的直接结果，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香港的经济没有深圳好。香港普通人是用眼睛、用亲身感受，对香港和深圳比较，用脚给出了答案。比如说，深圳的东西更便宜，生活更方便、更舒适，包括吃在内的选择也更多样。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拉动香港经济，鼓励内地人来香港消费，还出现过抢购奶粉的情况，当时香港本地居民还有意见，现在疫情后放开，深圳到香港旅游的人数也不如香港人去深圳的多。而且，几乎再也没有内地游客大包小包、临时增加行李袋的现象，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值得注意。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重视，香港举办的演唱会吸引了很多内地青年歌迷。前一阵周杰伦来香港开演唱会，那几天维多利亚港，一到傍晚就水泄不通，露天场馆里几万人，场馆外几十万人。一个星期下来，光是从深圳过来就几十万，大都是青年和学生，听完当天晚上又回深圳，好在有几个口岸是24小时开放，他们听完了就回去也没问题。

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都是两地交融、交汇的表现，下一步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当然也不局限于大湾区，有很多香港人跑到长沙、成都、苏州、杭州来度假，甚至今年夏天去新疆旅游的也多了。广东省刚刚发布了便利化两地证件的行动方案（观察者网注：广东省政府11月21日发布《“数字湾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推动三地居民统一身份认证、电子签名互认，实现企业和居民高频事项“跨境通办”），这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具体措施。更多规则、制度、法律的对接、衔接，有利于强强结合，优势互补。当然，大湾区合作中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这也考验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和背后的智慧，既坚守好一国原则，也发挥好两制之利，还要做好两制间的互补，使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成为1+1+1大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