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不友好国家”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

得益于页岩气技术和水力压裂技术，美国于2023年力压卡塔尔和中东产油国，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和潜在的最大石油出口国，颠覆性地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的版图。此时，拜登政府急需重新评估全球能源安全形势，美国的能源政策也在调整之中。美国暂停液化天然气出口，是在思量诸如“供应与否，供应给谁，供应多少以及如何供应”之类的问题。

页岩气水力压裂示意图  图源：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如果美国开启向非自贸协定国家能源出口的绿灯，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竞争对手或不受欢迎国家可能利用游戏规则“漏洞”，以便获取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目前，大部分商品贸易通过海运进行，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估计，全球贸易量及价值的70%左右需要通过海上运输。重要的是，亚洲作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涵盖了其中60%的海上贸易。传统上，卖方和买方依据销售协议在长时间内履行严格的海上交付条款，无法销售给第三方。然而，美国通过出售液化天气改变了交易规则，制定出了离岸价格（FOB）条款，即卖方可自行安排运输目的地，并可免费实现船上交货。

作为一种解释通则，离岸价格条款使得卖方对货物负责，直到货物在买方指定的目的港口且进入买方制定的船只为止。当买方收货后准备开展运输时，货物已经在离境海关清关，方便自由流动。去年伊始，菲律宾顺利从隶属第三国的“壳牌能源”公司进口来自美国的天然气。可见，美国此前制定出新的游戏规则可能让竞争国在“有事时”经第三国得利，这需要美国在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作进一步的权衡。

对美国而言，最大的潜在竞争国就是中国。按照美国政府的评估逻辑，中国有可能利用规则漏洞通过第三方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增加能源战略储备与供给。事实上，2023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只占美国出口总额的4%，然而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天然气公司与中国签订了大批长期合同，中国一下子成为美国未来液化天然气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国。

2023年各国LNG进口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壳牌《LNG前景报告2024》

此外，美国对中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的急剧增长，甚至被认为会造成美国出口天然气的价格上升，降低美国能源对外出口的竞争力。因此，美国政府叫停液化天然气出口，实际上带有近似露骨的动机，国家安全的理由极可能被再次搬出来应对中国，而依赖美国液化天然气的盟友却有着殃及池鱼似的苦楚。

美国暂停液化气出口累及欧亚盟友

整体来看，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的两大国际市场分别位于欧洲和亚洲。2022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到36个国家，整个欧洲就占了总量的64%。与欧洲相比，亚洲国家的需求量增长迅速，占比约为22%。面对两个如此巨大的市场，美国手中的液化天然气本可以满足亚太地区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需求，然而，拜登政府却突然叫停液化天然气出口，引发美国欧亚盟友能源供应安全忧虑。

美国的欧洲盟友无法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便可能寻求来自对美不友好国家俄罗斯的天然气作为进口渠道。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欧洲进口天然气总额的约40%。2022年俄乌危机爆发，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在欧洲进口的比例，从年初的31%下降到年底的16%，而美国出口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增加了约141%。现在美国停止出口液化天然气，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则可能回到俄乌危机之前的状态。

2022年9月26日，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爆炸泄漏

与欧洲盟友不同，美国亚洲盟友认为海上地缘形势会危及其海上能源运输安全。相比美国的欧洲盟友，美国亚洲盟友处在海上热点地带，需要多条畅通的海洋运输航线“以防有事”。在太平洋地区，大多数运往亚洲的液化天然气必须经过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其中，南海区域就承载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国际海运。美国的亚洲盟友依赖于连接南海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一些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南海申索国，一旦周边海域海洋领土争端事起，能源交通线中断也会威胁到申索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天然气断供让美国盟友少了一项选择，失去了一条经太平洋直达本国的路线。

总的来看，拜登政府从国家安全出发，叫停天然气出口，给美国盟友带来了不安全感，有着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政府公布的有关暂停出口的情况说明冠冕堂皇，只字未提本国的国家安全考虑。

讽刺的是，美国能源部门官员在公开场合道明了美国叫停出口的缘由。2024年1月，美国能源部化石能源和碳管理助理部长布拉德·克拉布特里就明确提及，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需符合“公共利益”中有关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此后，美国能源部门发表了有关暂停出口的解释性公告，认为暂停液化天然气出口许可，是为了减少应将能源出售给与我们及盟友的利益不一致的国家。不难看出，美国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暂停天然气出口项目，不惜损害盟友利益，也证明了美国借口环境保护和气候责任担当的虚伪。

【本文作者范斯聪为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赵晨韵为武汉大学弘毅学堂项目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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