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届美国政府推出的大麻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起伏的脉络。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受嬉皮士运动和反战潮流的影响，大麻的使用人数逐年攀升；到1972年，谢福委员会（shafer commission）的报告显示，11个州将对大麻的处罚除罪化或以其他方式减少处罚，总统卡特任命了一个支持除罪化的班底来领导联邦药物滥用政策办公室。

1980年之后，美国政府的大麻政策又转向保守，这一时期被称为里根-布什毒品战争，到了1992，全美大麻的使用人数下降到历史低点。

然而从1993年开始，自由化的浪潮席卷美国，医用大麻亦在“自由”之列，到2008年大麻的使用者数量又逐渐攀升。

2009年，历史性的时刻到来。时任美国副检查总长的大卫·奥德根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联邦政府进入一个不干涉时期。该备忘录指示美国的检察官们不该把联邦的资源放在各州的个人身上，他们的行为明确而毫不含糊地符合各州法律，规定了医用大麻的使用。

此后第二年，加州就通过了非医疗用途盈利性大麻的合法化。2012年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紧跟其上，也相继立法通过了大麻的商业合法化。

不论大麻的支持者们如何鼓吹大麻的第成瘾性，甚至拿烟草和酒精作为对比，血淋淋的现实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2022年《成瘾》杂志在调查中首次记录到，每日和接近每日使用大麻的人数已超过了使用酒精的人数，1770万人报告每天或几乎每天都吸食大麻，每日饮酒或几乎每日饮酒的人则有1470万。

《成瘾》在今年五月份发布的报告 图源：onlinelibrary.wiley

另有一份来自美国国家卫生自主研究院的数据，2022年，年龄在35-50岁的成年人中，大麻的使用达到历史新高，28%的人报告了使用大麻的行为，比2012年的13%有所增长；而在19-30岁成年人中，2022年使用大麻的比例较以往显著增加，从2012年的28%上升至44%。

今年6月，马里兰州州长赦免了17.5万宗大麻定罪。州长韦斯·摩尔动情地说，自己是带着深深的自豪感和清醒，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在发布会上宣布赦免17.5千综涉大麻定罪 图源：纽约时报

健康问题政治化和经济化的结果，就是科学被利益相关方用民意捆绑,。2024年1月，得州律师马修·泽恩起诉卫生与公共部服务部的官员，要求他们公布一份包含了联邦科学家建议的评论。

这份评论的主要内容如下：大麻并不像其他严格管制的药物那样危险，也不像它们那样滥用，且因为其医疗益处，应该从国家最严格的药物管理种类中移除。

受到这股娱乐大麻除罪化的影响，欧洲各国也对此动起了心思。德国，继马耳他之后，成为欧盟第二个推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2023年8月，德国政府批准了娱乐大麻使用的合法化，为成年人购买和少量持有铺平了道路。

不过，德国没有采取美国那般激进的市场化策略，德国法律规定人们可以加入非营利性的社交俱乐部，购买和最多拥有25克大麻（一周一次性）供个人消费。

德国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代表着毒品政策的长期变化，是一种受控合法化的概念。不过有媒体指出，这更像是新政府为获取选民支持而推行的政治性主张；默克尔政府执政时期，政府对大麻合法化的议题并不感冒。

同样的，德国对该政策拥护的人士声称，德国目前的禁毒政策已经到达极限，新的法律可以使黑市有效缩小。

难道开放自由市场真的是解决毒品问题的正道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开放自由市场来解决黑市毒品交易问题不过是政府对自己管理无能的借口，以及向大麻市场供纳的巨额税金的妥协。位于东南亚的新加坡也面临着非常棘手的毒品管理问题，但它们采取的方式是绝对的严防死守，哪怕是大麻也要说不。

根据《海峡日报》的报道，新加坡的毒品管理面临两个难点，一是位于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使得来自金三角的毒品很容易流入，不少来自缅甸、泰国的务工人员在进入新加坡时就有毒瘾；二是很多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在海外旅居时染上了吸食癖好，并在归国后将这一恶习带回母国。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新加坡人和永久居民服用违禁药物是犯罪行为，即使他们在海外也是如此。这些非法药物的残留可以在体内停留数月，当他们回国时，可以对他们进行尿检。藏毒或吸毒可能被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并罚款20,000美元。贩运、进口或出口500克以上毒品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这也让人想到了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案例。据法新社消息，去年10月，荷兰阿姆斯特丹政府出台了一项措施，禁止在红灯区的街道上吸食大麻。在这个对性交易和毒品异常宽容的城市，政府做出如此决定，目的是遏制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市政府在声明中这样写道，居民对大规模旅游以及在街上滥用酒精和毒品感到非常不安，特别是晚上。游客同样吸引街头商贩，这将导致犯罪和不安全。

由此可见，大量吸食娱乐大麻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并不能被简单的一句经济效益轻易抹除。

新加坡政府议会民政事务及法律委员会主席迪舒沙在2016年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对娱乐大麻合法化政策的批评，十分令人警醒。“法律必须发挥像一只钳子一样发挥它的作用，阻止毒品贩卖和消费——供求两边都要考虑在内。”“即使其它国家滑坡，我们新加坡也必须抵制这种趋势。”

选择这条道路无疑要付出更多的社会治理成本。但从古至今，有不少历史教训表示，选择向下的路总是要比选择向上的路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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