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发生了代际变化，大多没有深刻的对华历史认知

中美关系之间的关系结构的变化，也源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当中人员的重大变化。令我们这些长期跟踪中美关系学者非常惊讶的是，现在特朗普内阁班子里，没有真正的知华派。顾问团队里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过去长期处于边缘的反华鹰派，由于中美之间的经济、权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他们现在在话语权上占据了主流。这是一个大变化。

还有一种变化值得认真关注，有很多尚未到真正高级决策层面，目前主要处于助理国务卿帮办甚至更低职位的负责对华关系的官员，正在发生着代际变化。这些人四十来岁甚至更年轻。首先，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遭遇中国快速追赶和全方位竞争的时代，他们普遍非常焦虑，觉得美国理应做些什么把中国压下去。

其次，他们的集体记忆当中没有战争（包括冷战）的个人体会。退出政坛的老一辈，无论是对华决策还是对华研究者，以96岁的基辛格为例，他个人的历史记忆要往上推导到一百二三十年前，他是德国难民跑到美国。老一辈人对战争有很深的记忆，会自觉意识到大国之间应当避免这类悲剧，但是目前这部分代际更迭者更多看到中国怎么崛起，怎么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变得怎么软弱。

再次，老一辈研究者中很多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情感，很多是美国传教士的二代，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识，他们认为从长历史眼光看，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体现，是某种历史的必然；而现在这批人的履历可能更加丰富，他们曾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打过仗，从事过各个行业，但对中国历史没有深切的感悟，也并不欣赏中国的文化，或者说他们不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必然。现在美国的这批新生代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主流，包括智库、舆论界、政界内。

当地时间11月30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大决策的变化往往是倒逼出来，现在或许又到相似的历史时期

崔立如：谢谢东晓院长很专业的评论，您对中美关系趋向严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美双方战略界、外交界、智库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从中国来说，是从美国所做的一件一件事情中观察出来的。最近两天，美国有二十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一个给国会的报告，讲的就是中国应用“锐实力”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影响美国，结论是要对中国加强防范，从宏观到微观给了好多措施建议。这个结论并不出意外，出意外的是后面签字的中国专家，我们大部分都认识，包括相对友华的和处在中间温和的知华派。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大国之间现在有很多不利因素，首先是整个转变时期内外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局面，两个国家当中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共振影响着外交，也就是内政的发展外溢影响到外交决策。如同经济学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但人性的两面——理智和情感，有时候会出现情感占上风主导思维决策，所有基于理性主导的分析都不起作用。国家政策是人制定及执行的，不能保证理性的因素始终主导。

我们看历史，由杰出政治家前瞻性地利害权衡主动引导而产生的历史政治外交上的大战略变化，这样的例子很少，大部分都是倒逼出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逼出来的。美苏冷战为何一直没有打起来？就是基辛格强调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美苏两国认识到双方的核武器都可以毁灭对方几百次上千次以后，再要打仗只能是疯子。美苏双方理性的共识是建立在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因为认识到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但你又提了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即很多人享有了战后七八十年的和平，对战争带来的灾难没有直接的感受和记忆，年轻人可能会觉得战争是不是很好玩，游戏里天天在打战争。经历过战争的人绝对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但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没有痛苦的体验。

崔立如认为，大决策的变化往往是倒逼出来，现在或许又到相似的历史时期

一旦处于同一等级竞争后，关系便会不同于强者对弱者的宽容

第二，现在外交事态很多情况下与国内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是一些美国人把中国人作为美国这些年国内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一方面从形式上美国人说的不对等的赤字是存在的，但是真正压力是因为美国内部问题要从外部找归罪对象，是和美国政治密切相关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这边也不同程度存在，所以造成一种相互加强的趋势，成了恶性循环，螺旋上升。

第三，人员的变化。早期及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80%以上是反苏的，研究中国的专家80%以上是对华友好的。但是新一代专家中已经不完全是这种情况了。还有一个层面，我觉得双方关系亲密了，在同一个等级上产生竞争以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发生变化了。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心理上往往可以姿态高一点、宽容一点，但发现对方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都会不一样，变成我怎么来防范制衡你。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新关系结构下发生的变化。

除了对不容置疑的严重后果的预估可以防止成熟的大国轻易冒险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做好自己的事。一方面从现实来讲，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让他的冒险必然付出重大代价，那他就会轻易冒险。当年在欧洲的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美国说打就打，因为以大打小，主要是物质经费的代价。当今如果攻击对象是中国，要付出的代价显然是全方位的，难以评估。所以，中国如果自己发展得好，实力逐步增强到接近美国时，我觉得全面对抗的极端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程度。从历史上看，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关系中，包括军控机制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得比较健全，这是大体对等的实力在起作用。

当地时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