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后的第二天，12月2日下午，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二讲中美关系开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主讲《G20“习特会”和中美新关系格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担任对话嘉宾，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友点评。中美元首会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解读中美关系新格局？以下是几位老师在现场的对话精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右）

陈东晓：中美关系进入了新格局，刚结束的阿根廷G20峰会上“习特会”成果也体现了这个特点。总体上中国人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但在暂时休战的90天里，中美双方谈判和博弈还会非常激烈。总之，当前，需要我们全面认识中美关系，不同于过去停留在比较单一层面上。我谈几点学习体会。

相向而行中，对中美管控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在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上，对中美双方管控风险的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挑战，因为，中美权力关系发生变化了。在权力关系这个术语中有三个M和一个G。Might，胁迫权力，指用军事力量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Money，泛指经济实力，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Mind，指思维，宽泛来讲就是文化、制度、创新能力等。现在还要加个G，Group，即建朋友圈的能力。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间越来越显出重要性。尤其新世纪以后，美国人看到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赶超能力，战略焦虑和战略反弹愈发激增。例如对特朗普总统影响很深、现在辞职的总统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和被特朗普总统称为“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顾问白邦瑞等，他们都持有“对中国实施战略打压只有五到十年的时间窗口”的观点，这对风险管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回看历史，很多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大国冲突，大多源于风险管理的失控。首先，无论是一战的爆发还是美苏冷战的升级，多是起源于大国之间的领导层、决策层犯了一些战略性的认知错误。一战时，英德之间就是双方高层对对方战略意图有误判，同时觉得一旦发动战争，几周就能结束，没料到一打就是四年。今年是一战结束一百周年，这些教训很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大国之间特别容易犯这样的战略认知错误？

其次，对安全困境的错误管理。国家的基本诉求就是安全诉求，一个国家为了合理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而不断提升安全能力、军事建设、国防现代化，但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担心，随之也不断提高军备能力，导致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这就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安全困境”。大国之间管理不好安全困境，会加深战略怀疑从而导致严重的战略对峙。

第三，霸权国家，包括美国在政治文化中有这么一个传统，一旦国内遇到较大麻烦时，往往会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敌人，用外部的“敌人意象”来动员国内的资源和凝聚共识。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针对中国的讲话，和40年前里根总统发布的对苏联的所谓邪恶帝国的说法，很多措辞很相近。这种“敌人意象”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一旦树立了敌人意向之后，就树立了“自我实现”的敌人。A国家把B国家当成敌人了，互动过程中B国家自然也会把A国家当成敌人，由此进入恶性循环。所以，管理中美可能的冲突，具有更大挑战性了。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发表对华演说

寻找合作共赢方法中，解决竞争的出路在于中美自身都需要加快改革

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关系格局中，在寻找合作共赢方法中，竞争甚至非常激烈的竞争会成为一个常态。这次在阿根廷G20峰会上，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就妥善解决分歧提出建设性方案。我理解，要妥善解决，需要从中国、美国各自以及双方合作协调才能解决。对中国而言，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国策不动摇，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包括上海，不断在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加大新一轮市场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公平对待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这也是中国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再出发，是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美国自身需要改革，完善教育、税收、分配等体制和机制，给因产业转移的失业人群再就业培训

我觉得美国同时也需要改革。中美都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转型阶段。中国的转型是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往中高收入跃进，这个跃进中会面临大量的国内国际挑战。其实，美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推进全球化过程中，也遭遇了全球化的困境。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来优化这些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但同时造成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移出美国。按常识讲，美国企业到全球布局，赚取了最大的利润，资金回流至美国进一步提升美国的产业结构。美国政府通过对这些跨国公司的税收，又为那些因为产业移出后的失业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再就业培训、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但美国过去几十年恰恰没有做到这点，而且我认为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使其很难做到这点。所以如何面对这些因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新导致的产业转移、就业流失就是美国现在遇到的大问题，也是凸显在特朗普面前的困境。

那些因产业消失而失业的美国中低层蓝领工人，原来是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核心阶层，其中很多是白人，由此很大一部分走上酗酒、吸毒甚至犯罪的道路。这批人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民主党的主要拥趸，但民主党现在更多关注的是西岸硅谷的高科技人士、大城市的大产业、华尔街金融公司，这批人无处可投。特朗普说“我非常了解你们的痛苦，我来帮助你们”。怎么帮助？特朗普掀起了一场民粹主义热潮，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本身造成的。所以美国自身也需要改革。

陈东晓认为，解决竞争的出路在于中美自身都需要加快改革

中美乃至全球各经济体应该携手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冲击

中美之间以及国际社会需要携手解决包括经济全球化、技术替代、包括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产业变迁和传统岗位消失，这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需要所有经济体一起来共同协商、协调。在阿根廷刚刚结束的G20峰会发布的《G20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人宣言》中，就详细讨论了技术发展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究竟对整个未来世界经济和各个经济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宣言》呼吁各国政府能够合作，提前预置政策工具，帮助这些可能受技术进步而被大量替代所受损失的人群和产业。

总之，围绕这些问题，中美双方领导人需要开展建设性和理性的对话，都需要认识到全球经济的发展对各自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税收体制等等都提出了新问题，国内经济治理的改革日益迫切，需要双方加强协调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