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就有刘伶、王平子等人纵酒放荡，在屋里裸奔。到东晋时期，谢鲲、阮放等人把裸奔发展到了户外运动，再配合上五石散之类的药物，其所作所为经常令人深感荒诞。然而，就是这些荒唐无稽的人，既是当时名士，也是后人推崇的文学家、思想家。

顶级知识分子为何行为有如此行为？恐怕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

一方面，魏晋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弥漫着浓厚的危机意识，特别是永嘉南渡以后，面对磨刀霍霍的北朝，南朝文人颇有朝不保夕的恐惧感。再加上汉末以来儒术衰微，人心动摇，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其行为也开始怪诞起来。

另一方面，东汉以来世族豪门逐渐兴起，至东晋发展至巅峰，乃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那些涂脂抹粉的风流名士，几乎全部出自于一流的豪门，这些人含着金汤勺出生，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完全没有拼搏的压力与动力。久而久之，纵情享受就成了他们的生活主题。

还有，这一时期佛、道等宗教的影响明显增强，特别是在南朝，佛教的永生与来世、虚无和缥缈，这些儒家不曾关注的思想灌入了文人的脑海，激发了一些人的共鸣。

那些出身士族门阀的文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奋斗的动力，多看几卷佛经，就更无意于进取了，与其勤勤恳恳工作，不如化妆打扮，当个风流名士，谈玄论道、快活一生。

以上之外，还有诸多原因。总而言之，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魏晋南朝的文人呈现出异乎寻常的表现，这一时期男性的美妆热情、化妆技术、梳妆风气，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

审美变化与佛陀“化妆”

如果魏晋文人只是打扮自己，那么历经千年岁月之后，他们能留给后人的，恐怕只有几段文字、几幅残卷，最多再加上考古发现的几个胭脂盒而已。

因为隋唐以后，人们的审美风气发生了变化，虽然依旧有化妆的习惯，但绝大多数官宦贵戚都不再热衷于涂脂抹粉，开疆拓土的将军们更不会剃面熏香，把自己打扮成文弱书生的模样。

魏晋南朝的美妆风气，看似在隋唐帝国宏远辽阔的气势下偃旗息鼓。但历史的影响从来都不只是胜负而已，北朝终结了大分裂，南朝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却依旧深远持久。持续数百年的美妆风气，就浸透到了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中。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是审美观对佛陀造像的影响。

龙门石窟

魏晋之前，阳刚勇武是男性审美的主流取向，即便是在南方也是如此。比如《楚辞》里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显然不是美妆达人能有的样貌。

三国时期虽然有了曹植、何晏等美男子，但雄壮的体魄依然受人称赞，比如“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的诸葛亮。但进入魏晋南朝，男子审美的形象开始转变，越发趋于女性化。这时候的美男子如王恭“濯濯如春月柳”，或陆云“文弱可爱”，都具有明显女性的特点。

典型的例子是东晋美男卫玠，有一种说法，由于卫玠长得太帅，引发众人围观，“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只是被人拥堵围观，居然就给累死了，可见他有多虚弱。

《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夸赞当时的美男杜弘治，说他“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这用词，放在今天怎么看都像是“神仙姐姐”，而不是“神仙哥哥”。

审美女性化势必影响到艺术创作，当时的佛像艺术，就受到了这种审美取向的影响。众所周知，佛陀本是男子，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和“八十种随形好”。佛教传入中国早期，造像大多是雄壮的男性。但在南朝，佛教造像明显呈现出“秀骨清像”的特点。

南朝认同的佛陀“相好”具有了许多女性化的特点，比如“面净如满月”、“口出无上香”、“身柔软”、“皮薄细滑不受尘垢”、“指长纤圆”、“手足赤白如莲花”，这些描述与当时流行的女性化审美基本一致。

今天保留的南朝佛像清晰地呈现了这种面貌特点，许多造像明显具有女性的容貌特点，或者干脆就是女性的容颜。佛教造像的变化，与魏晋南朝男性热衷于女性化装饰有着明显的关联，美男子应当具有女性的样貌特点，于是佛陀也被迫“化妆”，经过一道道的“美颜”，增添了许多女性化的柔美色彩。

南北朝的历史以北朝南下而终结，但南朝审美对佛像的改造，却逆势北上，甚至早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影响到了北方。对比存留至今的四大石窟造像，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佛像容颜的变化，而这种改变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常有人说美丽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比如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似乎短一些都会改变世界的面貌。事实上，所谓的历史影响，大多是各种因素交错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男人的美妆，也不只是奇谈怪论或八卦轶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那些涂脂抹粉的男人们同样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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