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有“大协议”

从现在到2035年，全球主要参与者能否就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要素达成一项战略协议（新的“大协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谁应该参与这样的安排？又应该如何制定法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自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子系统是否有可能长期共存（如果世界继续沿着“东西”和“南北”路线分裂的话）？

新的“大协议”看起来极不可能，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实际上不可能确定谁应参与这一倡议。上一次“大协议”是1945年由五个战胜国达成的，它们同意创建联合国。尽管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设法达成了可接受的妥协，部分原因是它们只有五个国家，而且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愿意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如今，很难想象一小群国家（如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或二十国集团）能在没有其他国际参与者（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的情况下，就全球治理的基本问题做出决定。即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会有明显的合法性缺陷，而且难以执行。另一方面，很难想象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加上数百家私营企业、民间社会机构和其他国际行动体能够谈判达成一项“大协议”。如果今天这种可能性如此之小，那么到了2035年，当全球政治和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时，这种可能性又怎么会变大呢？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并签字（图片来源：联合国官网）

事实上，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产生最终的赢家，这是当今时代与过去历史的重大区别。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指望历史上的“大协议”重新出现，时代变了，条件不再一样。新的“大协议”，即新的国际秩序，只能在没有最终赢家的条件下构建，也就是说，不再是赢家制定规则，世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赢家通吃的局面，而是必须通过多个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平等协商达成妥协。这正是最大的难点所在，因为它要求主要行为体在政治地位上平等相待，接受彼此所代表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存在，接受彼此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权力，并就各自不同的国际秩序基本理念和规则达成妥协。可以预见，在中近期未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可能取得全面突破。

其次，从历史上看，“大协议”都是在大规模国际冲突之后达成的，这些冲突有助于确定和衡量体系内新的力量平衡。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拿破仑战争（维也纳协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之后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今天，主要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任何行为体都无法承受的全球核战争。因此，为了测试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主要行为体不再使用传统的军事冲突，而是使用各种替代手段——代理人战争、混合战争、经济战争、技术战争等。这些替代品的好处是可以控制风险，限制对抗成本，但坏处是无法精确测量力量对比的变化。所有这些代理战争和混合战争都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却无法确定最终的赢家。如果没有最终的赢家，就不可能有“大协议”。到2035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11年后，代理战争和混合战争的范围将显著扩大。

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将长期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我们非常希望至少能在某些领域保持真正的全球合作，而不仅仅是地区合作，这些领域涉及相对“毒性”较小但却至关重要的领域，如敏感技术、生物多样性、资源管理等。然而，如今即使是人工智能、转基因生物、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看似技术性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并被主要行为体用来谋取对对手的优势。全球公域的这种“政治化”将不可避免地为碎片化世界中真正的全球合作设定严格的限制。这种合作虽然非常需要，但很可能只能在2035年之后才会重新出现。

基于项目的多边主义

是否有可能在“自下而上”的基础上，即通过一套针对具体问题的战术性、情境性、交易性协议，恢复可接受的全球和区域治理水平？如果可以，那么在近期和更远的未来，哪些问题的“毒性”最小、最有希望？这些协议如何才能发展成为更具战略性、持久性和综合性的协议？

全球治理可以按两种顺序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方法是首先在宏观层面达成共识，确定基本概念、思想、价值观、框架、机制等，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进具体措施。而“自下而上”则是在缺乏宏观共识的情况下，绕开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通过具体务实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由有局部向全局、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

最理想的方式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同步协调，但在大国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要就各自不同的理念、主张、价值、愿景达成共识，难度巨大且旷日持久。因此，在战略层面推进全球治理的同时，可以“自下而上”为主要突破口，通过在具体问题上合作成果的积累，推动全球治理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

全球治理的“自下而上”方法有许多不足之处和潜在缺陷。首先，狭义的议题几乎没有妥协的机动空间，因为双方无法期望对方在一个领域做出让步后，在另一个领域或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点做出互惠安排（即IR理论中所说的“扩散互惠”）。其次，“自下而上”的方法在建立双方信任方面潜力有限，因为它通常不涉及安全或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是侧重于相对较小的、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第三，这种方法很少引起公众的关注，这也是这种方法可能达成的战术性和技术性协议不易得到公众广泛支持的原因。

不过，它的一些局限性也可被视为潜在的比较优势。通常情况下，小规模和渐进式协议可以保持在政治雷达屏幕之外，不需要繁琐和复杂的政治批准程序。审议的问题技术性越强，就越能让专家发挥积极作用，扩大他们的自主权，使其不受政治家的影响。此外，我们从历史中清楚地知道，关联模式并不一定是谈判中的积极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将一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挂钩会给谈判进程带来更多的复杂因素，延误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如果考虑以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重建全球治理的最有希望的优先专题，那么关注三个关键领域是有意义的。第一，共同的安全威胁（如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高科技犯罪）。第二，与新的敏感技术相关的挑战（人工智能、网络和生物技术、互联网管理、转基因生物和分子工程）。第三，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我们都应从相对较小的、渐进的步骤开始，逐步过渡到更全面、更具政治分歧的全球管理方面。

在这些内容广泛的领域中，是否有任何一个能在2035年之前取得实质性进展，仍是一个未决问题。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变革驱动力、政治和技术障碍、实施机制和核查挑战。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动力，但归根结底，所有三个领域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因此一个领域的任何成功或失败都会对其他两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似乎至少在上述某些问题上，世界确实正在接近不归点，过了这个不归点就再难以回头，我们重新控制负面趋势的能力就会戛然而止。也许，最合适的办法是把重点放在2035年之前无法回避的最紧迫的危险上，尽管要就优先事项短名单达成共识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挑战。

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

这对俄罗斯和中国意味着什么？基于不断变化的世界力量对比，以及客观存在的资源、人口、技术和其他制约因素，两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各自能发挥什么作用？俄罗斯和中国在哪些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如何将这些优势“可操作化”？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2035年的俄罗斯，我们可以假定此时乌克兰冲突已经结束，与西方的某种妥协已经达成。这种妥协将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即使到了2035年，美国和欧盟在2022-2024年对莫斯科实施的部分制裁仍有可能继续存在。即使在11年后，也不太可能完全恢复2022年之前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模式。即使成功避免了与北约的直接军事冲突，恢复了与西方的某种程度的合作，俄罗斯的亚洲支点仍将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将继续探索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机遇，包括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图片来源：外媒）

然而，到2035年，俄罗斯将需要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特别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俄罗斯必须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俄罗斯目前作为碳氢化合物资源和精选原材料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在未来的10-15年里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全球石油消费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初甚至更早达到顶峰，而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在大约5-7年后达到顶峰。莫斯科要想在全球军火市场或航天发射领域保持现有份额，可能会遇到重大问题，因为许多新加入者将积极争取新合同。这不仅意味着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国家整体现代化战略必须进一步摆脱2000年代初的模式。长期的人口问题也将促进这一转变，而这些问题不会到2035年消失。

2035年及以后的选择之一是将俄罗斯定位为“绿色国家”，即主要强调保存、环境保护和“绿色生产”。鉴于俄罗斯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多样、空间尚待开发，俄罗斯可能会发现自己在2035年这个浓缩而拥挤的世界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俄罗斯仍可在基础科学、研发、教育、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某些领域展示其比较优势。所有这些领域的主要挑战将是释放俄罗斯社会的创造潜力，并在激烈的国际人力资本竞争条件下留住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

最后，俄罗斯可能与其他大国一起履行安全提供者的职能。这些职能可能会扩展到部分后苏联地区以及中东和非洲等世界不稳定地区。理想情况下，这种参与应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但如前所述，到2035年，联合国的效率不可能大幅提高；因此，莫斯科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安全安排可能通过适当的双边或多边协议进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未来的国际地位将取决于该国为各种全球公域做出贡献的能力，以及将自身定位为可靠和可预测的国际伙伴的能力。

从中长期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可能将更加复杂，面临的国际挑战可能将更加严峻。未来，大国关系的态势将发生变化，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可能会发生对调。乌克兰战争结束后，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缓和，俄罗斯可能不再是美国“最直接的威胁”。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将成为美国最直接关注的焦点。这并不是说俄美关系将转为友好，中美关系必然恶化，而只是说俄美关系对美国外交的挑战将相对降低，中美关系将成为美国外交最突出的重心。这意味着美国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转向亚太地区，更加大力地推进美国主导的排他性政治、安全和经济机制，旨在建立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体系。与此同时，北约的活动也将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延伸，使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更为不利。而中国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东北亚等热点问题不会降温，还有可能更热，处于更易于爆发的状态。

但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作用只会更高。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保持上升趋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在一个时期加快，在另一个时期放慢，但中国作为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国家之一的地位是稳固的。很多人经常预测中国是否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并没有把超越美国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轨迹，最重要的是保持向前发展，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满足国内民众越来越高的生活需求。

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个性”将更加鲜明，更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愿意提出自己的理念，提供更多公共资源，发挥更大和独特作用。中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设想，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框架，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主要支撑。显然，中国的视角是全球性的，它是着眼于形成统一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

合作的必要性

在现行国际秩序瓦解、新国际秩序尚未形成的时期，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领域的合作应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以稳定为导向，旨在通过提供建设性的要素更新现有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之处，而不是不计后果地摧毁所有原有秩序和机制。

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将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图为8月17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拍摄的金砖峰会条幅。（图片来源：新华社）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对维护联合国这一世界上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多边机制负有重要责任，应努力通过合理改革使联合国适应时代变化，恢复其权威性，提高其有效性，重新发挥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中俄作为“南方国家”的一员或合作伙伴，应与“南方国家”携手，共同进行国际秩序建设和全球治理。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实体，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内部具有多样性，也没有完全相同的诉求。因此，不能指望与全球南方形成某种单一的合作机制，但有可能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网格状合作形态。

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本是参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合作的平台，但随着其发展壮大，它的功能开始拓展，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方面，这两个机制已经拥有众多成员，并还会增加更多，它们已具有跨地区甚至全球性的规模，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作为由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和文明的国家组成的合作机制，它们的实践也是国际秩序建设和全球治理的宝贵借鉴。中俄两国都是这两个机制的主要参与者，因此，两国在合作中也应更加注重与国际秩序建设和全球治理相结合。

原文链接：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the-world-in-2035-the-good-the-bad-and-the-ug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