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胜：

从国际安全角度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最坏的情况是俄乌冲突的升级和失控。升级即暗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大的风险，有可能把俄罗斯和北约拖向直接战争。事实上，俄罗斯和北约都在认真地做着这种准备。如果俄罗斯与北约交战，很可能将演变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新的世界大战有极大可能发展到核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新的世界大战与核战争几乎是等同的。

有人会说，俄乌冲突是欧洲的事情，与其他地区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俄罗斯、美国、欧洲是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框架上的重大结构性环节，它是世界性的。如果这个框架发生崩塌，必将造成世界性的大破坏，祸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冷眼旁观和独善其身的余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肇始于欧洲内部冲突，进而把全世界都拖进去，演变成世界大战。历史不是不可能重演。

现在是国际安全局势特别脆弱的时期，世界秩序瓦解，大国激烈对抗，国际机制失灵，全球治理无力。在这种形势下，原有的安全问题易于恶化，新的地区冲突容易发生，世界有可能形成“乱战”局面。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况，即东北亚、南海、台湾海峡热点爆发。如果这些热点爆发，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中国人也常说“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尽管形势不乐观，但我们仍应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可能。

未来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

赵华胜：

20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是以三次世界战争为标志，即一战、二战，还有冷战-——某种意义上，冷战也是一场特殊形式的世界性战争。一战后出现了凡尔赛体系，二战后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束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始盛行。这三次世界战争都摧毁或打破了原国际秩序，使世界转向新的国际秩序轨道。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是否将产生新的国际秩序？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种历史趋势不会直线型地无限发展，当它走到在它所处时空所允许的最大限度、耗尽其合理性和可能性，就可能回调乃至转向它的反面。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分”，后冷战时期是“合”，那么，在未来一个时期，“分”又将是世界大势的基本特征。乌克兰危机之后，世界将走向更深的分裂。国际社会在政治、外交、安全、金融、经济、产业链、乃至技术标准上都在分化，这个趋势在中短期内难以扭转。

新国际秩序不会很快出现，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国际秩序。不管西方还是非西方都不可能以自己的构想建立大一统的国际秩序。但可以确定的是，乌克兰危机沉重打击了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使国际秩序更加散乱破碎。

不同于一战、二战和冷战，俄乌冲突的结果会有很大不同。至少就目前来说，俄乌冲突还不是欧洲的全面战争，可能会有战场和战役上的失败或胜利，但作为国家不会有彻底的胜利者，也不会有彻底的失败者。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欧洲，都难以彻底打败对方。它们仍是国际社会有影响的重要部分，不可能否定对方的存在，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

更重要的是，除了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重要的力量，它们在未来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作用也是巨大和无法代替的。

在21世纪，应摆脱20世纪构建国际秩序的老路，即通过战争构建新秩序。国际秩序建设的途径，进化好于革命，和平好于暴力，改革和扬弃好于另起炉灶，协调对话好于对立对抗。当然，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不会自然而然到来，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中俄构建国际秩序的方式途径有相同也有不同，但重要的是两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看法一致，那就是多极世界，政治平等，不要单极霸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科尔图诺夫：

国际体系面临彻底变革，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国际体系的根本变革通常是主要国家之间发生重大战争的结果，无论是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战争结果实现新的权力平衡，胜利者为自己和其他国际参与者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21世纪的现实是，大国之间再也不能进行传统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很可能导致人类彻底灭绝。相反，他们更喜欢代理人战争(就像西方现在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或经济和技术战争(就像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可能会持续很多年。

无论欧洲、亚洲还是整个世界，新的权力平衡是不确定的。因此，新的世界秩序不太可能成为大国之间又一次“大交易”(Big Deal)的产物，它更有可能以具体的增量多边安排的组合形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国家或上海合作组织等都是重要机制，它们监管人工智能和转基因生物的努力，维护世贸组织以及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民主化的努力，都值得关注。

新形势下如何发展中俄关系?

科尔图诺夫：

一个雄心勃勃但并非无法实现的目标是，全球治理体系从合作形式转向更高级的协作形式。两者的差异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不应忽视。合作本质上意味着双方相互帮助，支持对方的目标；协作则意味着双方对共同努力的具体成果拥有共同的所有权和利益。合作并不假设有一个共同的愿景，而协作则是。

这样的愿景对中俄关系发展意味着什么?以经济层面合作为例。2023年双边贸易超过2000亿美元。然而，数字可能会让人产生错觉:双边贸易的整体财务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这些商品目前占俄罗斯对华出口的70%。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对俄罗斯的大部分出口是以人民币而不是以美元计价的，但美元对卢布汇率的波动可能会对俄罗斯市场的吸收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从合作转向协作，不仅意味着双边贸易的多样化，还意味着启动多样化的联合生产链来补充这种贸易。这意味着，目前在双边合作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应该受到比传统贸易更高程度的重视。

在中俄人文交往领域，同样存在着合作与协作的困境。明年双边旅游流量可能会超过疫情前的水平。2024年，中国赴俄罗斯游客总数很可能达到200万至250万，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俄罗斯赴中国游客数量也可能快速增长。

然而，作为稳定关系的手段，旅游本身的价值有限。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夕，欧盟赴俄游客年流量超过100万人次，2019年向俄罗斯人发放的申根签证数量超过400万份。然而，这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没有阻止2022年欧洲“取消俄罗斯”情绪的爆发，包括试图“取消”整个俄罗斯文化，并将“集体负罪感”的负担强加给所有俄罗斯人。

在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转向协作，应该意味着在广泛的领域——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到社区发展和性别平等——民间社会自下而上、以问题为重点的联合倡议来补充旅游业对双边关系辐射力的不足。具体项目的基层合作有助于编织双边社会互动网络，这对于长期稳定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赵华胜：

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保持稳定性、避免急剧转折、防止大起大落对中俄关系来说尤为重要。稳定是中俄长期合作的基础，是两国保持信任的条件，也是可靠地预期两国未来的前提。

现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识形态因素高涨，情绪化和感情化趋势突出。中俄关系应保持理性，避免以情绪代替和支配政策。

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往往伴随着重大利害选择，这对各国来说都是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出现战略机会时要抓住，但不能走向机会主义。现时利益很重要，但不能失去稳定的外交根基，不能只图一时一事的好处而损害整体的、全局的、长期的战略利益。

中俄两国的双边政策应尽最大可能保持可预测性，减少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素。重要条件之一是政策的一惯性和连续性。同时，要保持机制性和连续性的沟通磋商。伙伴之间也会出现误解，避免误解的最好办法是坦率和直接沟通。

中俄是两个大国，有着共同利益，但各自也有自己的特别利益和外交环境。在国际领域，两国既是合作伙伴，各自也需要保留机动自由的政策空间，使两国的国际合作具有弹性，不能要求无条件的完全一致。应该说，两国在这一方面是相互理解的，这也是两国关系具有韧性的重要原因。

如同与其他国家一样，在正常的国家关系范围之内，中俄可以发展所有的合作。虽然关于中俄关系的形容词已有许多，但我觉得双边关系稳定、不断拓展合作、保持政治信任、相互安全可靠、国际协作有效、经贸互利互惠、民间和睦友好就是最好的中俄关系。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