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层面，疫情爆发以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上升。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大行其道，出口限制措施骤增。据统计，有近70个国家对药品和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出口实行了限制，不少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还有一些则寻求供应链改革，扩大重要产品的本国生产。可以预测，从新冠肺炎大流行走出来的世界不是更开放，而是染上了更浓的保护主义色彩。结果是，全球贸易将更多地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来管理。

在企业层面，疫情也强化了企业的供应链安全意识。不少国外评论家认为，疫情揭示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导致跨国公司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一些跨国公司眼里，低成本已经不再是第一位的东西。它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供应链的韧性，并且愿意为确保供应链安全付出代价，包括在效益上作出一定的牺牲。跨国公司供应链调整意味着生产和货源更靠近市场，价值链变得更短，也意味着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中国庞大而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国内外生产商可以较低资金成本和较短时间获得生产原料。但是，跨国公司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努力大有可能导致制造商外迁潮的出现，一大批目前从中国采购的商品也将转向其它国家。据报道，华东地区的日资制造企业中，7%计划回迁日本，1%-2%有意迁至东南亚。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将发生大规模调整。

有不少人仍然坚信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对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依然满怀憧憬，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的大概率是，疫情将加速“去全球化”的进程，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并将深刻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轨迹。

接下来，最可能发生的是，全球供应链格局将被打散，取而代之的是区域供应体系。有学者认为，全球有可能出现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供应体系。北美供应体系将以“北美自贸协定”为基础，欧洲供应体系则会基于欧盟的一体化市场，而亚洲供应体系可能以中日韩为中心，以“10+3”（东盟+中日韩）为依托。

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图自中国日报

那么，面对这种可能的态势，中国应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完善营商环境，更好利用外资，打造供应链的新优势。在传统产业领域，我们要做足功课，稳住龙头企业，留住重点企业，并且推动新投资的流入。与此同时，在新兴产业，我们要在招商引资上下大工夫，吸引外商参与“新基建”，扩展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占领机器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供应链的制高点。

有一些外资企业会离开中国。我们也不必恐慌。它们走了不完全是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会给本土企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其实，外资有出有进才是正道，才能产生良性循环。真正可怕的是，外企只出不进，或者好企业不来。

其次， 要积极参与区域供应链建设。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争取实现资源的全球最佳配置。在确保供货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网撒得越广越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供应链进行调整，作出新的布局。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全球供应链正在渐行渐远，而且中短期内不会回来。目前，北美这个全球供应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已经断裂，可望而不可及。美加墨贸易协定要求在北美生产的轿车和卡车使用的钢材中，有70%必须在这三个国家生产。这就把中国钢材排斥在北美汽车产业的大门之外。这一协定对汽车零部件的原产地规则也使中国公司无法向北美出口汽车零部件，其中规定，近一半的汽车零部件必须由时薪16美元的工人生产。更重要的是，美国从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将继续大力推进同中国的脱钩。这或许会永远改变全球供应链，再也回不到从前，供应区域化将成为一种新趋势。

第三条，扩大内需， 做大国内市场这块蛋糕。做大国内市场，就是提升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和附着力。庞大的中国市场是很多外企投资中国、扎根中国的根本原因。中国购买力的大幅提高必将吸引跨国公司蜂拥而入。已经在华的外商厂商为保住中国市场的份额，也将更加玩命拼杀，要赶它们，都不会走。对跨国公司来说，撤离中国意味着不是自杀，就是自残。

总之，面对新的现实，我们必须脚踏实地，早布局，早动手，下功夫培育亚洲供应链体系，为不一样的未来做好准备。当然，还要扩大同区域外国家的合作，包括欧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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