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几年，外企迁出中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美贸易战以前。那是一种市场导向型的生产转移，属于企业的自主行为，是企业基于商业考虑而做出的决定。主要原因是，在华制造企业用工成本和土地等要素上涨，中国的环保标准提高，造成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把在中国的工厂迁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第二个阶段始于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至今约3年时间。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为了回避美国政府的关税，以美国为出口市场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在华生产线转移到不受影响的国家，也有个别企业迁回美国。例如， 三菱电机把放电加工机和激光加工机的生产迁回日本，小松把焊接等零部件转移至美国，住友电工把部分汽车用铝制线缆的生产线转移到泰国。

目前，外企制造业外迁进入第三阶段，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策因素，是两者共同驱动的结果。一些企业切实遭受或者感受到了供应链断裂的冲击，重新审视公司的供应链战略。一朝被蛇咬， 三年怕井绳，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政府补贴，也可能促使一些原本因为搬家成本负担而犹豫的企业下决心从中国迁走。

让美国政府寝食难安的是，美国许多必需品依赖中国。比如，美国90%以上的抗生素、维生素C及布洛芬和氢化可的松，70%的乙酰氨基酚和45%左右的肝素，都是中国生产的，大部分口罩和防护服是“中国制造”，美国政府担心中国在关键时刻卡它们的脖子。

不过，目前真正从中国迁出的美国厂商并不多。打造新的供应链费钱费时，非一朝半夕之事。再者，供应链是长期养成的，一旦上下游方便且熟悉后，要改变不容易。

对美日的新举动，国内的反应也产生分裂。有声音认为天要塌，称企业外迁是比新冠病毒更大的危机，后果将是灾难性，预测全球化可能退回经济主权时代。另外一些舆论则根本没把外企出走放在眼里，认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坚如磐石，全球化不可逆转。

现实地看，美日政府的新举动将对中国若干产业产生实质性冲击。制造企业外迁可能主要发生在三大领域：首先是产品供出口的制造企业，尤其是零配件制造商，比如汽车零部件；而产品市场在中国的国外制造商大都不会撤离中国，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撤走。要为中国市场服务，就必须贴近市场、贴近顾客。有一份材料显示，美国在华企业实现年营业收入3500亿美元。对于那些为中国市场服务的制造商而言，留在中国非常重要，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第二是高新技术企业。 这个行业是美日政府推动产业回流的重点。特朗普政府力推中美技术脱钩。它不但限制美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还严格限制中资企业在投资美高新技术产业。 中美间科技交流和合作正逐渐停止，高新技术产业首当其冲，很可能成为外迁“重灾区”。

第三是高附加值产品和产业。只有产品在中国境外有竞争力，有利可图，外企回迁才有可能。比如，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了高附加值产品和产业回归的目标。

疫情爆发后，几乎所有国家的抗疫物资和药品供应都出现了严重短缺。一些发达国家对医疗防护物资和药品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倍感担忧，希望重建药品和医疗物资供应链，实现自给自足。医用物资和医疗器械制造商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欧盟口罩生产商从疫情前的12家猛增至520家，连福特和通用也生产呼吸机。当然，有些生产是临时性的，随着疫情的结束而停止。但是，也可以想象，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口罩、医用防护服、人工肺等与国民健康有关的产业将会在众多国家发展起来。中国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或将面临萎缩的前景。

目前，甚至有不少发达国家也有生产维生素C等大宗原料药的冲动，能成功吗？

前几天，我同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老同事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实现原料药的自给自足，有待于大化工体系的建立。美欧国家已无法重建大化工体系，环境标准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同样重要的是，规模经济给了中国几乎无以伦比的竞争优势。以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为例，2019年， 中国维生素C产量占全球的90% 以上，而且产能过剩；解热镇痛药扑热息痛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

中国也是抗生素、抗感染药物和皮脂类激素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国际市场占比都在一半以上，规模大，制造成本低。中国企业凭产能和价格可以把任何竞争对手打得没法还手。前些年，因为产能过大，我们甚至不得不对一些品种出口实行配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境外的生产商唯有依靠政府的高额补贴，才可能生存下去。发达国家想原料药自给，很难做到，理想很美好，现实往往很骨感。

疫情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什么？应该说，疫情前，天平已经向封闭的经济倾斜。这种趋势在过去十多年里已经越来越明显，成为一股潮流。美国对多国发动的贸易战扭曲了市场，把全球供应链打得变了形。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无疑是雪上加霜。疫情下，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失业人口上升。逆经济全球化的逆流汹涌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