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也没有回避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当主持人问及新疆和香港问题时，迪斯表示：“我们确实看到，尽管中国在民主问题上没有进步，但是同中国进行贸易，同中国进行沟通交流，总比撤离中国好得多。”

中国是德国大众、戴姆勒和宝马三个汽车集团的最重要销售市场，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其汽车销售总额的1/3以上。受疫情影响，全球汽车销售量普遍下滑，唯中国一枝独秀，销量继续攀升。迪斯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导致的“隔离和两极化的时期”尽早结束，并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回到更开放的世界”，回到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他拒绝返回到依靠本地生产链的模式，表示，“未来，我们将继续依靠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分工”，“开放市场对每个人都有很大好处”。

阿尔特迈尔支持迪斯的观点，同时也拒绝了对与中国合作进行批评。欧盟与中国在2020年年底完成了已经持续多年的投资协议谈判，当时主要负责此事的是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的德国。这一协议被认为会给欧盟与美国新总统拜登的关系带来负担，但阿尔特迈尔在会上说，“与中国的协议不是错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已经与中国达成的协议”。阿尔特迈尔还表示，协议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他说：“我非常乐观，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谈判并签署类似协议。我认为美国也将遵循这条道路。”

疫情后的2023年达沃斯经济论坛，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迪斯的话里面有偏见，也有真理。说中国在“民主问题上没有进步”，是因为迪斯是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民主的。但他的话里面透露出西方主流社会所关切的东西，即全球化、多边主义和中国的内部变化。美西方早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会促成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最终演变成类似西方的制度体系。但现在他们看到中国不仅没有演变成西方那样的制度体系，反而越来越中国化了，他们就对中国失去了耐心而转向强硬的反华路线。进而，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又转向了反共。对这个重要问题，我们自己也很少说清楚过。尽管我们自觉抵制西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变化。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是我们会一直提倡和主张的，但如果不花大力气讲清楚全球化、多边主义和内部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很难在国际社会上确立这方面的话语权。我们应当讲清楚，什么样的变化发生了，也会继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实事求是地讲，合乎逻辑地讲，西方会理解，也会接受。

无论是马斯克还是迪斯，都是基于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益说话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利益之上的语言才是真实的，不会骗人。但这远远不够，他们只是描述了一个中国现象，并没有（时间或者能力）把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讲清楚，这需要我们接着讲。近代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的“自由贸易”实践产生了无数的贸易、投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道德、理性等方面的概念和理论。虽然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实践经验异常丰富，但这方面的概念和理论仍然欠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马斯克和迪斯那样的西方观察家所观察到的现象讲清讲透而成为“中国故事”呢？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号和意识形态上，不能把中国实践提升为一整套为西方所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和理论，那么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软实力。

第三，没有通过中西方的比较对中国政治制度做哲学思考。

一个相关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缺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哲学思考。《纽约时报》于2021年1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回归正常生活太棒了！中国重新定义了什么叫“自由”》的文章。文章借用商界人士于疫情期间在中国和西方的经历，得出了诸多哲学思考，有几段话值得引用：

“这场疫情颠覆了许多认知，包括自由的概念。中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或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项自由中的三项，但他们可以自由走动，过上正常的日常生活。在一个发生疫情的年份，世界上许多人都会羡慕这种最基本的自由形式。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模式的优势

“这场全球危机可能会让人们对其他形式的自由产生怀疑。近一半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一位无视科学、未能采取基本预防措施保护国家的总统。一些美国人声称，无视卫生专家佩戴口罩的建议是他们的个人权利，这让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都面临越来越大的感染风险。原本应该让无声者发声的互联网，变成了让独裁者控制大众、政治团体传播虚假信息的有力工具。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功提升了自己的形象，尤其是与美国的失败相比。它宣扬所谓中国模式，即共产党向中国公众承诺，它将带来繁荣和稳定，以换取对政治权力的无情控制。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观念的转变在疫情结束后能否持续。但西方可能会发现，在中国让自己的模式变得如此吸引人之后，它必须更加努力地推销自己的自由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