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种元叙事的开端？

2020年1月《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文明型国家今天成了“时髦概念”，“中国学者宣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而不是那种已经过时的19世纪的民族 — 国家。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跟着中国（hopped on the bandwagon）宣布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地位使其免于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解体。印度还在争论自己是否为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候选国还包括美国，甚至土耳其，乃至欧盟，这个名单还在扩大”。其实，尽管印度学界对文明型国家存有争议，但印度领导人，从莫迪总理到苏杰生外长近年都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莫迪认为，应该“在深层的印度文明中，而非19—20世纪的西方思想中，寻找现代印度的根基”。

虽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非西方大国对文明型国家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似乎有一种共识，即它们各自代表独特的文明，它们反感西方的发号施令，并抵制西方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崛起确实挑战了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此同时，文明型国家叙事对许多西方人士也很有吸引力。面对欧洲“ 再国家化”势头带来的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几乎公开推崇文明型国家理想，他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作为这样的例子，并宣布法国的使命是引导欧洲进入文明复兴。对西方右翼来说，文明型国家叙事往往意味着捍卫传统价值观、抵制自由主义代表的文化堕落；对西方左翼来说，它更多地显示了对本土文化和历史的尊重，以及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霸权的拒绝。

文明型国家话语也使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反思西方“普世价值”话语面临的危机。“普世价值”叙事声称这些价值是普世的，而非西方的或欧洲的，更非犹太教的，然而正如欧洲政治学者布鲁诺 · 马塞斯（Bruno Maçães）所述：自由主义的西方“现在已经死亡，因为它造成了全球的无根化（rootlessness）”。他进一步断言：有些人主张回到欧洲的启蒙运动，然而正是启蒙运动产生的自由主义以其追求“普世化”的倾向，导致西方陷入目前的困境。它使西方，特别是欧洲，脱离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他还指出，“西方社会为了实现其普世目标而牺牲了自己的特定文化”，使西方社会深陷分裂，而重新塑造一个西方文明的共同身份实属不易。

美国学者内森 · 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认为，“中国通过宣称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实际上正在遏制西方，它在质疑西方提出的主张的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在世界上更好地存续发展，西方自身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加德尔斯指出，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的社会凝聚力，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日趋分裂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也担忧文明型国家在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中将领先美国。他的观点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文明型国家及其叙事的崛起给西方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他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其实也是文明型国家对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的所谓“现代性”的超越，这是一种软实力的超越；他提到的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领先美国，则是文明型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水平的超越，这也是一种硬实力的超越。加德尔斯似乎认为，在软硬实力两个方面，西方长期垄断数百年的霸权地位都受到了文明型国家及其话语崛起的挑战。

笔者也注意到，《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被外国学者引用比较多的两段话分别是：“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

《中国震撼》英文版

应该说这些外国学者抓住了笔者论述的核心：前一段话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颠覆西方“民族国家”的元叙事，因为在“民族国家”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文明型国家”；后一段话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颠覆西方自由主义的元叙事，即西方界定的“普世价值”不是普世的，而是地方的，也不存在什么“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各国人民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和文化历史传承探索自己的成功之路，这才是人间正道，或者叫文明型国家的元叙事。本质上这种叙事解构的不仅是西方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话语，而且是支撑这两种话语的底层逻辑，即“西方中心论”的元叙事。

如前所述，英国《经济学人》2020年1月刊文指出，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将会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22年发文概述“文明型国家对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指出“文明型国家吸引了各式各样的非自由主义者”。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精英十分担忧文明型国家元叙事对“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等元叙事的颠覆，尽管元叙事这个概念本身存有争议。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 · 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早在1970年代就把后现代时代定义为“不相信元叙事”的时代。

他甚至具体论述了现代“民族国家”元叙事确立后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合法性建立在民族这个理念之上，但为了争取到正确的民族理念，人们付出的是无穷无尽的争论和战争。他反对元叙事的“总体性”原则，认为后现代哲学要致力于解除总体性原则对不同知识的束缚。然而以笔者之见，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论”元叙事一直是西方的主流叙事，而从人类社会认识世界的规律来看，寻求对事物发展的某种“总体性”把握十分重要，中华文明和中国模式更是相信整体思维和长线思维，并从中受益良多。如果利奥塔所说的法国启蒙主义元叙事和德国思辨主义元叙事走向终结，那么更加包容开放平和的中国文明主义元叙事或文明型国家元叙事，也许可以指向更好的人类未来。

总之，西方长期主导的民族国家、自由主义、“西方中心论”元叙事，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硬实力，西方现代性所代表的软实力，今天都受到了文明型国家及其叙事崛起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元叙事之开端，其意义可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彰显。全球秩序正在变得越来越呈横向状态，即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在财富、权力和思想等领域内与西方世界越来越平起平坐，而非过去那种西方位于上方、非西方位于下方的纵向状态。更多的国家将沿着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一种大势，西方主张的“普世价值”最终可能被新的“人类共同价值”（如和平、发展、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取而代之，这将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世界各国都应该为实现这样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