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以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olncon）的标准“民有、民治、民享”来衡量民主或良政的水平，我可以说，有信誉的国际民调几乎都显示，中国比美国做得好。例如，根据Dalia Research 2020年的民主感知指数，87%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政府为大多数人服务的，而只有48%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这样的，52%的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只为少数人服务。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今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约4亿人，即使按照西方标准他们也是中产阶层，这个人数超过美国人口总数。

今天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高于美国，2021年中国为77.9岁，美国为77岁，两国抗击冠状病毒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导致了这种差别。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90%的中国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而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兹教授将美国描述为一个为1%的人所享、为1%的人所有，为1%的人所治的国家。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调也发现，72%的美国人也认为美国民主不再是其他国家的榜样。

11年前在上海，我和福山教授辩论的时候，他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需要拥抱多党制；我说中国和美国都需要政治改革，但美国比中国更加需要政治改革，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我当时预测美国将产生一个比乔治·W.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后来许多人都认为果真是这样的结局。我愿在此对重复我的这个预测：美国今后的选举还将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果美国仍然无法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话。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了，现在又出现了乌克兰危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分裂。西方国家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非西方国家不支持，正如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所说：俄罗斯被西方世界孤立，而西方被非西方世界孤立。

更重要的是，今天许多非西方国家，从俄罗斯、伊朗、印度到土耳其，都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人们诚然可以争论他们对文明型国家的定义，但他们的主张中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厌倦西方对他们内政的干涉，反感西方对他们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们给西方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我们是独特的文明，请尊重我们，先管好你自己。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活动，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图自港媒

最后，我想谈谈文明型国家的另一个方面，这将直接涉及香港的前途。我们只要看一下欧亚大陆的版图，从基辅到伊斯坦布尔，从新加坡到香港，再到上海，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人们看到许多不同文明之间的节点。换言之，这些大都市在许多方面也具有文明的特质，它们构成了东西方文明之间互动联系的节点。它们经历过的起起落落，他们复杂的历史都证明：这些节点要么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东西方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要么成为不同文明和文化冲突的前哨，即某种文明要压倒另一种文明。香港当然应该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桥梁，而不是它们之间冲突的前哨。

这也使我想到了今天乌克兰的悲惨命运，2014年，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席卷基辅，美国政府坚持乌克兰拥有加入北约的主权，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基辅，如果乌克兰要生存和繁荣，就不应该加入北约，就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相反，它应该起到桥梁作用。回想起来，我认为基辛格的建议确实更为明智，无论对美国的利益来说，还是对欧洲或乌克兰的利益来说，都是如此。

事实上，节点的命运往往是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尽管你们可能不同意，2020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香港国安法，是使香港摆脱类似基辅那种悲惨命运的决定性一步。顺便说一句，2019年香港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乌克兰新纳粹亚述营曾派出自己的资深人员前来香港表示支持。

我必须坦率地指出，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西方已经搞乱了伊拉克，搞乱了阿富汗，搞乱了利比亚，搞乱了叙利亚和现在又搞乱了乌克兰，数百万人已经丧生，数千万人无家可归，中国绝不允许这些悲剧发生在香港、新疆或中国任何地方。只有文明型国家才会允许“一国两制”，但这种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方试图通过颜色革命行为扳倒另一方，那么这种行为必将被绳之以法。

从文明视角来看政治，西方自殖民时代以来一贯奉行“分而治之”的战略。相反，中国奉行的是截然不同的我称之为“和而富之”的战略，中国认为这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不久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他告诉我，他两年前到美国做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讲座，他经常被听众问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未来是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就是未来。我同意他的观点。

刚才我阐述了文明型国家的一些理念，如任人唯贤、良政善治、民本优先的民本主义、“民意”与“民心”的关系、“道”与“术”的关系、不同文明之间的节点等等，这些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崛起至关重要，对香港保持繁荣也很重要。在当今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希望这些中国理念对其他人，包括西方人，也包括香港人，在思考民主未来和香港的未来时，都具有启发意义。

事实上，中国从西方学了很多东西，并将继续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现在是西方需要如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更多地了解乃至学习中国方法和中国思想，哪怕一时有所不适。这不仅是为了避免西方与中国，与中华文明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也是为了丰富整个世界的集体智慧，以更好地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

好，我就讲到这里，再次谢谢你们，现在我很乐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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