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美国这么多生物实验室分布在这么多国家和地区，有没有分布上的一个规律？

王小理：美国的海外的生物实验室数量确实非常惊人,要是从它的功能来看是有几块：第一块是维护它的海外军事活动，提供卫生保障。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所谓的“科学技术合作中心”，比方说在乌克兰和中亚的一些区域，大家可能关心的是这些具有特定目的的一些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有官方挂牌的，在东南亚，美国传统的盟国，比方说东南亚一些区域，这些实验室在“冷战”期间就建立了，包括东南亚柬埔寨金边，包括在非洲，在南美这些区域，在德国、中亚和韩国，这些实验室从分布规律上来看，和美国的一些重大的军事活动还是密切相关的。

主持人：有特殊目的的这些生物实验室是不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当中的一个部分？

张维为：对，“冷战”之后，美国是“一超独大”，这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政治学经常讲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没有一个国家来制衡美国的时候，或者没有一批力量来制衡美国的时候，美国就为所欲为了，它就越来越多地超出原来的一些做法，而且开启它的所谓“创新”了。

毫无疑问，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周边前苏联共和国成为美国的重点布局的地方，同样美国也聚焦中国，最近曝出来的韩国釜山美国生化实验室的风波，有炭疽病毒，还有一些其它项目，韩国老百姓抗议，毫无疑问，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美国的布局比较多。

主持人：那目前这种状况真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约束美国在这方面的行为吗？

王小理：总体上来讲，我认为这样的力量还是存在的，首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在“冷战”大环境下，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公约相当不容易。

当时有主要几个力量，一个是科技和平的力量，另外是大国制衡的因素，这是两个因素，如果我们经过21世纪之后来看的话，这两个因素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因素还在。

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这也是对美国军事霸权主义的一种制衡。另外一种制衡力量就是BWC《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作为一个制度建构，只要美国没有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就是对美国的一种制度上的约束。同时，美国社会的各种分化也是存在的，美国国内对美国军方发展生物武器也是有强有力的制衡。

如果他们的诉求，特别是发展生物武器这种诉求，一旦被美国的其它社会群体注意到的话，也会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制衡。一旦曝光之后，美国这种所谓的发展生物武器的事业就会受到很大的遏制。

张维为：我想这也是我们讲的要从单极的国际秩序走向多极的国际秩序，多极化的国际秩序是现在对美国一个重要的制衡，我想一是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二是人民的力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它有什么好的地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美国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比方说美国非常关心“反恐”，在这个问题上它需要国际合作，达成协议，既然是国际谈判，你不合作，很多事情也无法做到，所以这意味着不同大国可以提一些条件，甚至施加压力，这就是多边国际外交、多边外交谈判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人民的力量，现在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美国许多生物实验室在美国国内造成很多的问题，我们从各种渠道都看到各种资料，许多是非常严重的泄漏事故，只是美国主流媒体很少报道，随着国际民间力量、国际社交媒体，包括中国人民的声音等，随着各国人民都不断地提出问题，我想美国最终会受到一定制约。

亚美尼亚民众在美国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图源：生命时报

主持人：之前我们节目曾经讨论过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我们仔细地分析了美国历次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它。现在美国遍布世界各地，包括自己国内很多的生物实验室，这背后是不是也有极大的推手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我想一个就是美国国内的党派之争，在乌克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参与了这些项目，包括他的基金会参与的项目，使反对拜登的特朗普阵营抓到了有力的证据，现在美国国内党争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跟过去不完全一样了，双方都希望把对方投入监狱。

这客观上起到一个作用，美国在海外的生物军事活动、实验室活动进一步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民众更多地了解过去许多被隐藏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小理：我想补充几句。我是做生物科技与安全领域的政策研究的，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美国生物领域的军工复合体可能正在快速形成。

判断有几个理由，美国发展生物武器，是二战之后发展生物武器的一个比较里程碑的事件，当时陆军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就是后来的默克公司的老总，他们当时提出来，美国需要发展生物武器的。从这个军工复合体的性质上来看，很早时候美国的军方和医药企业已经有比较深厚的合作机制存在了。

这样一个历史的因素是不可回避的，从1978年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美国生物医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比较深入美国的生物国防事业。

美国的资本市场资本力量也非常强大，甚至有可能把资本力量也引进来。我们看到一个材料，在乌克兰他们有把传染病是否发生这样一种概率和资本市场对接起来，是否发生传染病，资本市场可以看涨看跌，它就通过这样一个海外的平台把资本的力量、军事军方、科技因素都引进这样一个平台。

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说，全球公共卫生有了金融加持，如果从负面的因素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机制，实际上可能会引入更大的风险。国际社会还是需要对这方面进行关注的。

张维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与人为善，一般很少把别人想得很坏，实际上你看生物武器，我们中国人过去不那么了解，也不那么熟悉，特别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过去远远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但西方社会这些问题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

上世纪7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讲的是在日内瓦的一个生物实验室遭到恐怖主义袭击，在那个时代，这种生物武器的题材在国外、在西方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现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过程，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很不太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物安全等时时刻刻都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