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学里都学过，西方的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土地，然后通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让工人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在世界上，殖民主义者直接剥夺了土著居民的财产权，甚至生存权。我们熟知的洛克、休谟、培根、托克维尔等西方很多赫赫有名的思想家，都为殖民主义或种族灭绝作过哲学论证。

所以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应该知道，所谓“人权”的原始含义就是资本力量为所欲为的权利，是资产阶级不顾社会公益和人类正义而疯狂追求剩余价值的权利。

西方人权观最虚伪的地方就在于，当他们把别人的财产权剥夺了之后，开始跟大家宣扬一种普遍的、抽象的权利，却避而不谈享有这些权利的条件。这些话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忽悠了全世界人民。被忽悠的那些人不是陷入了依附状态，就是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就像美国影星安吉利娜·朱莉评价伊拉克人的那句话：他们失去了一切，但是他们获得了自由。

好在我们从小到大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人民群众最好的武器，也是防止西方人权观念忽悠的“神器”。所以人权虽然是一个西方概念，但它不应该是一个西方的专利。我们也讲人权，讲的是更真实、更全面的人权。我们没有掉进西方设定的话语陷阱里，而是重视人权的实现条件，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我们也没有忘记国家主权是人权的一个根本保障，所以坚持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我们还讲求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反对把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统一，就是为了实现共识和凝聚，而不是说某一种权利的绝对化和社会的普遍撕裂。

我们的人权观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人权。和西方文明截然相反，我们不仅仅把中国人都当成一样的人，而且要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人，尊重所有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选择权，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这样一个充满动荡、战乱、犯罪和虚伪的坏世界，而是一个全人类命运与共的好世界。

那么大家终究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权观呢？我相信历史的发展自然会给出答案。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谢谢两位刚才的演讲。我想听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中国说的人权更可触摸、有温度、是实实在在的，但西方的人权就像您刚刚说的，是从概念到概念。这样的一种感觉两位怎么看？

张维为：你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我曾经讲过怎么来防止被西方的话语，包括人权、民主、自由的话语给忽悠了，就是从抽象概念中把它们适度地具体化。比如你说民主好，中国必须民主，那你告诉我，你指的是什么样的民主？给我个参考系，我把它适度具体化。

我举一个讲生命权的例子。在中国，我们现在的《民法典》里边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的权利。西方是不讲这个的，他们的生命权更多地是与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传统有关。

另外，西方为什么不从生命权和人权的角度来谈这次疫情呢？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这属于不可抗力，就跟发生地震是一样的。政府不管，可以免责。但中国不是这样，我们认为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所以我老说这真的是一种“心胜”。只有落实在法律章程中的才叫人权，否则就不是人权。

范勇鹏：对，张老师讲的我非常赞同，任何抽象的概念都要具体化。咱们中国人特别强调实践性，但是西方文明比较擅长抽象思维。在生活中，越是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或者知道和经历事情少的人，越容易被一些非常简单、抽象化的概念所打动。其实有时候就是需要把它们落到地上，看一看。

比如说，你空泛地讲民主是个好东西，自由是个好东西，人权是个好东西，到底它们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呢？我现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概念放在历史里边，落到实践里边，看看到底它们指的是什么。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名实相符，特别重要。如果你只有名没有实，那就是说大话呀，谁都可以说漂亮话，对吧？

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在演讲当中特别说到早期的时候，西方对人权的定义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后来“生命”这个词不见了，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缘由？

范勇鹏：对，很有意思。最早“启蒙运动”中提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时候，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当时贵族的生命会受到国王的威胁，普通人的生命会受到贵族的威胁。但是后来当新兴的商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获取政权以后，它就不再受到生命上的威胁了。这时候它受到的唯一威胁是来自下层的反抗。它成了统治者，下层对它最大的反抗是什么呢？侵犯它的财产权。

所以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曾活灵活现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搞选票，将来如果那些“泥腿子”拿到选票，用票来分我们的钱怎么办？后来这些问题就逐渐浓缩成一个纯粹的财产权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在话术上非常不讨巧，所以就在外边包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今天我们谈起自由和人权，大家想到的都是那些很美好的东西，对吧？但其实就像洋葱一样，你把它一层一层扒开，先吃里边那个芯，你才知道它的原始含义指的是什么。

主持人：就像您说的，在抽象的概念背后，其实很多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也是说到西方人权概念时大家可能要注意的一点。张老师刚才在说人权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西方的人权观可能站不住脚，因为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西方的民众还是很信这个？

张维为：它在对其他国家推广自己人权文化的时候，经常是从概念到概念，但是在它本国，人权一般都是非常具体的、有法律条文的，否认就不算人权，比如生命权。现在西方多数国家好像都反死刑，这也是有法律条文规定的，除此之外都不是。

有一次我跟美国人讨论人权问题，我说你发动伊拉克战争，十几万平民百姓被你杀掉，这是严重侵犯人家的生命权。但是在他们的法律中这不属于人权，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这是战争，我们在交战状态，误伤或者怎么样（都不算侵犯人权）。所以这非常虚伪。我觉得，随着非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崛起，我们要把它讲清楚，也完全可以说清楚。

当地时间6月16日，联合国难民署特别代表安吉丽娜·朱莉访问了伊拉克摩苏尔城。她表示：“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自由了。”（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主持人：对。还想问一下，西方，包括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什么会把生命权确定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而没有看到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

范勇鹏：这个问题涉及到西方观点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把很多概念给形式化、程序化。西方的体制会把生命权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权利定为非常具体的、法律形式的标准，就是因为这样是非常好操作的。只要一个规则确定下来，一切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博弈，最后就取决于你有没有资源，有没有能力去雇最好的律师，有没有能力来操作这个政治过程。当你有这些能力的话，法制就是你的天堂。所以这种方式背后有非常深的政治“智慧”，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统治的。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这些概念里面包含有现代性的、进步性的因素，所以它对其他地区的人民确实会有一种吸引力。另外，这些概念其实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进行推广，背后是有利益的，就是说总能让一部分人从中得利，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往前走。但是当西方霸权开始衰落时，这种利益就没有了，这些概念自身面临的逻辑悖论就会越来越多地冒出来。现在西方虽然有着这么严重的疫情，好多人还没有醒悟，说白了就是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主持人：还不够伤心？

范勇鹏：它的危机还没有真正触动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利益。等到了那一天，西方社会一定会突破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藩篱。

主持人：关于这一点我想问问张老师。中国的老百姓有一个挺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西方那么多人失去了生命，那么多的生命权完全被漠视了，老百姓怎么还不着急呢？

张维为：我还是以美国为例。如果你在那生活过，你很快就会习惯它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或者话语。以他们最基本的“法制社会”为例。不要说这次新冠疫情了，平时最令人头疼的、对生命最严重的威胁是枪。你到美国生活，马上就会知道安全是你自己的责任，比如说你不能随便进人家的院子、那个街区你是不能去的、那个地方晚上你不要去走……政府给你讲清楚了，你要自己注意安全。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你如果是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情况，你就该到哪里去看，其他政府就不管了。它的责任非常有限，基本上都是你自己承担。

主持人：对。反观我们因为对生命权的重视如此之高，所以要做很多很多事，责任是无限的，从这里完全能看出东西方治理的不同。

说到人权，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客观地讲，一个国家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或理念，这是它自己的选择。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特别愿意把人权当成一张政治牌，经常在国际舞台或外交场合拿它来遏制、批判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