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能力在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身上也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刚才我们提到西藏和平解放，毛主席是在1950年1月初前往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途中，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他具体领导了西藏和平解放。邓小平从战略层面对西藏的情况做了分析，提出：西藏是少数民族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特殊性，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他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战略原则。1950年10月昌都一战，体现了这个战略的实施，至此和平解放西藏大局已定。

关于邓小平的战略思考，我们最熟悉的案例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提出中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规划，长达70年。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蓝图，我们是一代接着一代干，今天还在执行，只是提前了不少。一般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大致实现邓小平当时为2050年中国设计的愿景，也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社会主义发达国家。

关于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我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细节，我是1983年进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不久就遇到问题：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当低，但已开始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做翻译了。领导人会见外宾的翻译记录是机密文件，按当时的行政级别，我们是没有资格阅读这些文件的；然而给领导人做翻译工作，要求我们熟悉领导人谈话的思路、风格和语汇，翻译室领导为此专门向外交部领导打报告，要求为我们年轻翻译开一个绿色通道。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所以我们这些新手被破格允许阅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可以阅读，但不能做笔记。但即便如此，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就我个人而言，细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很快成为我在翻译室工作的最大乐趣之一。

1982年，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参观成都飞机制造厂。

邓小平的不少谈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方说，1982年邓小平与朝鲜领袖金日成的几次谈话。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自己1978年9月视察中国北方地区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邓小平“北方谈话”。

如果研究邓小平，从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1992年的“南方讲话”，也可以看出他许多战略思想的发展轨迹。邓小平告诉金日成：1977年7月复出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的政策”。现在看来这是一条普遍真理，是一种中国智慧，外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也可以借鉴。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讲了一些肺腑之言，他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他认为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这一运动，果断把整个工作的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回忆邓小平“北方谈话”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对他们讲，“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进行到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情。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运动不能搞得过长，过长大家就厌倦了。”

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也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种表述。邓小平说“好多是体制问题，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长春视察时也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引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小时，他不满意，他说这同拨算盘差不多了，花这么多钱做什么；于是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好好的利用起来，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邓小平对新技术新管理的了解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