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刚才张老师在演讲当中特别提到国际社会对中国这次抗击疫情的评价，中国是独自承担起了肺炎疫情的这个压力，不要让这个压力蔓延到其他的地方。确实我们受到的压力很大，很多人在付出。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也想要连线前方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是CT设备安装工程师王弘斌。你好，王弘斌。

王弘斌：你好。

主持人：你好，弘斌，辛苦了，你现在是在武汉的哪里？

王弘斌：我在武汉光谷方舱医院。

主持人：你是在为光谷方舱搭建CT设备吗？

王弘斌：对，我们在这边正在调试。

主持人：您能告诉我们，您从一开始接到这个通知，到赴一线工作，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吗？

王弘斌：当时武汉前线工程师人员比较紧缺，需要大家支援。当时我想的是，首先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肯定要第一个报名，就买了正月初三的机票，从新疆出发，到上海。因为当时武汉所有的公共出行交通都已经停了，高铁、飞机什么都没有办法，最后是公司派车，安排我们6个人，用车把我们拉到武汉的。当时从出发到武汉，应该花了将近30个小时。

主持人：您的经历，恐怕也是很多一线工作人员的一个缩影。我了解到，您从到达武汉一直到今天录制节目，已经在武汉工作二十多天了，在这二十多天里面可能安装了很多设备，这次安装设备跟你以往的经验有什么不一样，困难在哪儿？

王弘斌：一般我们安装设备可能是，机房都已经建好了，场地基本上都装了，空调什么的都已经装好了，在满足装机条件之后，我们才去再做安装。但这次任务非常紧，就拿火神山来说，整个医院的建设进度大概十天，然后留给我们设备能进场的时间也就48小时左右。而且有几千人在现场施工，现场环境、粉尘非常大。从我工作至今，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就是机器已经落在那里了，机房、墙壁防护什么都没有，只能是现砌墙，现装防护。

主持人：但在这样困难环境中，你们还是跟时间赛跑。我们注意到王弘斌身着防护服，因为在一线工作，他们必须要有自我保护，其实穿着防护服，再来做调试设备、安装设备这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也特别辛苦。我知道您的时间非常宝贵，因为您还在前线工作，但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经历这次的特殊任务，现在您的感受如何？

王弘斌：刚开始到武汉时，确实心里没底，非常慌张，然后就慢慢地被感动。有一次我们在武汉某一个方舱装设备时，因为那个方舱离病人洗漱的通道非常近，只有不到3米距离。有一天我们在外面施工，有一个新冠患者从那走过，就问我们设备装得怎么样了，我们说应该快好了，今天下午就可以用了。然后他说，你们非常辛苦，从昨晚开始连夜赶工，到现在不到24个小时，就能够把设备调试好，为你们点赞。我当时心里非常感动，我觉得能够在一线，为这次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非常自豪。

而且包括像我们来的这些工程师，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丈夫，但是到了前线后，只有一个角色，那就是战士，我们只能往前冲，不能往后退，不管多大困难，我们肯定是迎难而上。

主持人：谢谢，谢谢王弘斌，胜利一定会等着你们，也特别向您和您的同事们致敬，你们辛苦了！在前方保重好自己，继续战斗到胜利那一刻，谢谢。

王弘斌：好的，谢谢。

主持人：在这段连线时，我非常感动。他是很多前线工作人员的缩影，我们知道还有无数的医护人员、民警、社区人员，可能我们看得见他们的身影，但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保障力量也在工作，就像王弘斌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都是不计生死，不计名利，不计得失，奔赴前方。所以疫情能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向好的变化，让大家看到一些希望、看到光明，这是非常来之不易的，就是因为他们在奋斗。平时节目里面，张教授一直说中国人是有家国情怀的，我也很想听听您感受是怎样的？

张维为：我刚才听了也蛮感动，这段时间有无数的逆行者，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工程师、志愿者奔赴武汉、奔赴湖北，国家有难共赴国难。还有海外华人，我1月24日、25日还在瑞士开达沃斯会议，当时国内口罩卖完了，就都是往国内送，这是华人的家国情怀。上次看报道，采访我们90后的护士，护士讲的很感人，她说我是90后，2003年非典时，你们保护了我们，现在是我们承担起责任的时候。这种家国情怀很感人。

蔡雨阳：我们看到一线医务人员的付出，这是全世界非常少有的，其他国家在他们的体制下，实际上是很难支撑这样一个巨大的战役吧。我觉得，这是有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精髓的，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举个例子，刚才张维为教授提到，美国2009年的甲流，初期因为科技比较发达，反应是很快的，疫苗也开发得比较快，但是它的整个制度很难做到有效隔离，只是建议和指导，具体人们怎么做，实际上很难控制。这就导致甲流全球蔓延。

主持人：那么，各个地方政府的具体做法又是如何的呢？比如，要控制疫情，要调动全社会力量，不让其蔓延开来，去影响别的地方。

蔡雨阳：情况是这样的， 2010年1月《纽约时报》有一个评论称，美国的做法是谨慎而幸运。为什么《纽约时报》说幸运呢？因为甲流病毒的死亡率只有0.02%，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在美国本土，因为医疗系统、科研力量还是比较强大，六千万人感染，死亡率相对比较低，能救活更多的人，但是蔓延到其他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强制性措施，包括旅行警示也只是建议不要去，这就相当于如果是现在武汉这种情况，不控制携带病原体的感染者，让他到处跑，就会传播更多人。但是到了卫生体系比较差或者经济比较差的国家，他们没有这种强大的支持能力和防疫能力，所以就没有美国这样幸运，能有这么多人被救治。

主持人：您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控制蔓延的方法，本地可以解决，但如果你自由流动到别的地方，我就一概不管了，看你自己的医疗条件怎么样。

张维为：其实只要你在西方长期生活就知道了，它不可能有这样的动员能力。像刚才这位工程师，今天命令，明天就出发。可能我还在休假，即便是总统也可以继续休假，这叫契约精神。

主持人：比如，澳大利亚山火烧成那样了，政府首脑该休假还是休假。

张维为：对，西方模式的特点是，有一整套完整程序，一般就是程序走完了，我就不管了。我经常说，中国在重新界定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是要适应各种各样的新挑战，现在西方制度真的遇到巨大挑战。世卫总干事强调，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