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无论用什么标准看，美国对这次疫情的应对都是相当失败的。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

一是美国许多州的公共卫生资源无法应对这么大规模的疫情，而联邦政府的跨州协调能力严重不足。二是2008年美国刚刚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企业倒闭，公司裁员，政府根本没有财力来应对这样的突发疫情。美国疫苗公司的生产也远远没有达到原来设定的目标。三是美国政府和媒体都宣传该疾病致死率低，导致许多民众放松警惕。第四就是美国严重缺乏国际责任感。

那么美国应对这种大型传染疾病的做法，大致就是政府发警示，提供一些便利，然后基本上是个人的责任，自己采取防范措施，该去医院就去医院，医生能不能救活全凭自己运气，当然还要看财力，至于是否会蔓延到全球，那美国是不管的。如果民众对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医院有任何不满，可以打官司，当然胜诉可能性非常之低，昂贵的律师费是还要自行支付。

比较中国与美国的应对态度和效果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说到底是一种程序民主而已，只要政府做的不违反程序，就算完成任务，大不了下次选举换一个政府。新政府上来之后还是这样操作，多数人也没辙。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就是如此。

当然美国有一个本事，就是资本力量控制的美国主流媒体，擅长设置议题，转移视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然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普通百姓，富人是不大会有危险的。不少美国网友认为，这次美国媒体大肆炒作中国疫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转移美国公众对此时此刻美国政府应对国内流感乏力的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将新冠病毒疫情政治化

如果美国不能从自身应对H1N1失败中汲取教训，真不知道遇到一场致死率更高的传染疾病或更大的自然灾害时，将以何种结局收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实质民主导向的，中国党政体制对整个民族的命运负责，对中华民族的延续负责，用经济学话语来形容，更像是“无限责任”政府。中华民族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拥有以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协调能力。中国人民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众志成城，共战疫情。 一声令下，14亿人可以都宅在家里，把病毒“闷死”。中国军队有“誓死不退，永不屈服”的战斗精神。

中国模式特点是多管齐下，互相协作，从大批公立医院及大量奋不顾身奔赴前线的医护人员，到无数辛勤工作的基层工作者、志愿者，从电力、电信、粮油、航空运输等领域的大型央企，到华为、阿里、腾讯、京东等大型民企瞬间投入战斗。大家齐心协力打好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总体战。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模式是无以伦比的，也是不可战胜的。

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制度，宁可牺牲一段时间的经济下滑，也要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所以才有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感叹，到现在为止，中国把99%的发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内，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疫情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抗疫模式，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这和美国那种美国优先、极端自私、以邻为壑、我赢你输的模式截然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模式意味着中国一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代价。

但中国人相信“天下为公”，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推动着整个人类负责的抗疫模式，必将赢得更多的朋友与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都竞相贬值自己的货币，转嫁危机。而中国展示了大国担当，坚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最终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更广泛的共同利益。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从中国的表现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它独自承受了打击，保护了全人类。中国证明了自己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并将以此身份走出疫情，从而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两天前我读到南非战略分析家、名为迈克尔·鲍尔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政府还能做得更好吗》，他对西方指责中国的抗疫举措感到义愤填膺，他说请大家不要忘记40年前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柯伦为首的团队首次在旧金山发现艾滋病毒，1981年6月就发表文章提醒美国注意致命的传染病，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致命的传染病。到1983年，法国病毒学家首次在世界上分离艾滋病病毒，但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对此毫不在乎，甚至公开称这种传染病为“同性恋瘟疫”。而当时美国已经有800多人死于艾滋病。一直到1985年9月17日，艾滋病已在美国造成12000人死亡，里根总统才第一次使用“艾滋病”这个词。所以迈克尔·鲍尔说“你能想象中国领导人在新冠肺炎爆发4年后才开始使用‘冠状病毒’这个词吗？”中国领导人不到一个月就使用这个词了，他感叹，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从一开始就注重艾滋病的防控，人类所蒙受的灾难就会大大减轻。众所周知，截止2018年，全世界累计有749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3200万人死亡，他们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回忆。1987年4月15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见来访华的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我担任翻译，后来话题转到了艾滋病。邓小平当时非常肯定地说“艾滋病，美国最多，吸毒是一个主要原因”，接着又说“我们现在在尝试用中草药来治疗艾滋病。”尼雷尔听后说，对我们坦桑尼亚来讲，现在最大的疾病还不是艾滋病，而是疟疾。当时，尼雷尔的判断也许是对的，但从今后发展情况看，他低估了艾滋病在非洲泛滥的可能性。

上世纪90年代，在博茨瓦纳、南非、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斯威士兰等非洲国家，艾滋病当时已经成为当地的头号杀手，一些国家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斯威士兰，棺材行业一度成为整个国家增长最快的产业。那天，邓小平还和尼雷尔总统探讨了中非合作，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疟疾和艾滋病。邓小平对他说，中国土地革命时，我们打仗缺医少药，治病很多都是靠中草药。

我回忆这段往事想说明两点，一是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认为传染疾病是人类公敌，各国都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天花、鼠疫、麻风、疟疾等众多瘟疫，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唯一正道。二是面对各种肆虐的病毒，我们要探索中医药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可以优势互补。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很好的疗效，十分鼓舞人心。希望我们整个社会都更加重视中医，更加重视中西医结合，这条路一定走得通，而且应该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

各种迹象都表明，疫情的乌云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风雨过后是灿烂的彩虹，让我们共同静候即将到来的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