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一定要把消除贫困作为一项核心人权来对待，因为贫困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亵渎。”

在10月14日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37期节目中，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讲述了中国伟大的扶贫事业，中国扶贫取得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成就，值得被载入人类文明。

观察者网整理节目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张维为：

今年我们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震撼世界的奇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消除贫困。这一伟大成就永远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永远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在共和国前30年里，我们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包括对于扶贫、对于现代国家建设无比重要的基层组织建设。我们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建成了独立的、初步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推动了教育和基本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我们的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文盲率从解放初期的80%降到了30%。我们通过抗美援朝的胜利，通过发展两弹一星等，为国家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说的“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实现了“三十而立”，为后40年的国家全面崛起，包括大规模消除贫困奠定基础。

尽管前30年我们取得巨大成功，但也走过不少弯路，民生欠账比较多，人民生活水平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还相当低，如果用官方汇率计算，我们当时人均GDP还低于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81%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大部分还没有用上电，中国外贸规模还非常小，而出口产品中75%-80%都是附加值非常低的农产品，即使在上海这样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均居住面积不到5平米，多数家庭生煤球炉做饭，吃穿用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等等。当时中国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拥有缝纫机是为了补衣服，所以当时有个说法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自1978年以来的40年，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前30年成就的基础上，奋发有为，推动改革开放，推动创新，实现了国家的全面崛起，实现了“四十而不惑”。这意味着，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消除贫困方面也找到了成功之路，确实取得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巨大的扶贫成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40年间，七亿四千万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八亿五千万人口脱贫，即世界上近8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坦率地讲，如果没有中国扶贫事业的巨大贡献，实际上的贫困状况恐怕是有增无减的。到2020年，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将彻底告别极端贫困，实现全面小康。这个伟大的奇迹将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

中国扶贫的经验是根据中国国情而来，其他国家无法照搬，但成功的经验往往有共通的道理。所以中国的不少经验对很多国家，对今天的全球治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重庆扶贫路修进“悬崖寨” @视觉中国

下边我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扶贫的主要经验。

首先是民本理念。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中专门谈过中国崛起的核心理念，其中就包括民本主义，也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历史传承，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过去数十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包括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实现全面小康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源远流长的民本主义思想。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取得的。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把改善民生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一定要把消除贫困作为一项核心人权来对待，因为贫困本身就是对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亵渎。

与西方国家在非西方世界推动的发展模式相比，西方的做法是把自己界定的所谓民主化作为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这种做法现在被中国经验证明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愚蠢的。多少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西方的认可，为了得到西方的一些援助，去追求这种“为民主化而民主化”的东西，我称之为“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导致无休止的“党争”和各种各样的宗教、族裔、民族、地区矛盾和冲突大爆发，甚至陷入无政府和战争状况，消除贫困变得遥遥无期。

中国“以民为本”这个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理论长期存在一个严重的偏差或者缺陷：他们只重视公民政治权利，而不重视民生权利。追溯这种偏差产生的历史原因，我想大概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所提出所谓自由、平等、产权等理念的时候，这些所谓思想家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新兴的有产阶级。在那个年代，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惨、最凄惨的贫困发生在殖民地，不是在欧洲。西方多数国家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贫困状况，哪怕直到今天都是麻木不仁的。

我们上次谈过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如果真的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话，各个国家都应该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西方应该放弃农业、畜牧业，但他们现在大量补贴给农业、畜牧业。实际上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比如非洲他们可以发展农业、畜牧业，但很早就有非洲人抱怨，今天欧洲牛拿的补贴比非洲人的收入还要高，这让我们怎么竞争？这就是真实世界，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世界。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还有如此多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怎么说得过去？所以我想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功经验，必将影响整个世界，特别是整个非西方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在西方模式下，互联网一出现就被高度政治化，成为西方推动所谓政权更迭的手段，结果水土不服，给许多国家造成混乱乃至战乱。互联网政治化今天实际给西方自己带来了民粹主义问题，带来其他很多问题。政客们处心积虑如何用网络打造成党派斗争的工具，而不是造福人民的平台。所以美国今天特朗普上台也好，英国今天脱欧闹剧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反映了这种情况。

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革命和大数据的革命始终是在“以民为本”的理念下推进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流传的口号是“要想富，先修路”。今天在互联网时代，大家说的是“要想富，先联网”。中国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消除贫困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多少贫困地区的百姓通过互联网把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品推荐和销售出去，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贫困。这是我讲的中国扶贫经验的第一点民本理念。

第二点是有为政府。在扶贫整个进程中，中国党政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作用首先体现在制定和执行各种发展的规划和扶贫的规划。1953年以来，中国政府每隔五年就制定一个五年规划，为接下来的五年发展提供蓝图，而且能够实施。到明年为止，中国已规划并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规划，这期间还实现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的伟大转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从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国家。这些规划包括了扶贫方面的考虑，扶贫的战略和专项扶贫的计划等等。

中国模式下的这种能力与西方模式下多数国家没有规划能力、更没有执行能力，形成鲜明对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求，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我们的扶贫标准是“两不愁，三保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农民有地有房子。我经常讲，如果将地和房子都算进去的话，“两不愁、三保证加土地和房产”，以我实地走访过70来个发展中国家的考察，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个标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等南亚国家，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中产阶级的标准。当然中国人可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的进步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震撼世界的。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致等于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之和的超大型国家，我们的治理体系分成六个层级，即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一级、村一级。在中国模式下，每一级都要承担扶贫责任，这是世界级的超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长期在高负荷、高压力下开展扶贫工作，真心不容易，是特别值得尊敬的。各级地方政府都参加各种扶贫帮扶工程，比如干部驻村，帮助贫困村培养人才，还有各种小信贷工程往往都是政府作信用担保，地方财政出资进行保证，其他角色一同参与。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有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