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又随时任副总理李鹏去考察阿斯旺水坝，当时全程陪同我们的是埃及电力部的一位副部长，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李鹏副总理问他说开罗居民一度电是多少钱？这副部长搞不清楚，然后忙着问他的下属，下属也搞不清楚，再问另外一个人，最后才给了一个答复。当时李鹏就对我感叹，他说“真官僚！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

阿斯旺大坝

其实这种上下脱节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上层精英大都是出身豪门，在西方接受教育，但与本国的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那么中国政治文化中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这些国家里没有这样的传统。

借此机会我也对于李鹏同志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因为80年代时候我曾经多次陪同他出访，我自己可以再给大家回忆一段往事。1985年7月，我陪他去访问美国，我们走访了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当时李鹏就开玩笑问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说，我们中国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之前要翻两番，也就是说在1980年的基础上要增加到四倍，你们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中国的电力应该增加多少？对方说还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可以为中国政府做这个项目。李鹏就笑了说谢谢你们，他说我们实际上自己已经进行了这项研究。

离开兰德公司后，李鹏在车上就对我们说，其实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的，直接问李鹏，当时李鹏负责中国电力。小平问电的问题，到本世纪末，我们到底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后来李鹏就开始做这个研究，而且最终提出了一个相当宏伟但也可以实现的目标。大家是否知道今天我们整个中国一年的总发电量是多少？2018年是7万亿千瓦时，几乎接近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国发电量的总和，是我们1949年发电量一千多倍。

所以今天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赶上今年这么炎热的夏天，大家都用空调，但整个中国没有电荒，这次热浪袭来，纽约已经大停电两次了，巴黎火车站也停电。所以我们说饮水不忘掘井人。当年李鹏副总理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主管中国的电力工业和教育，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超负荷的工作，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在今天可以告慰李鹏的是，中国已经是世界发电供应量最充沛的国家了，已是世界上夜晚灯光最明亮的国家！有时候都不想加“之一”。我们要向新中国所有的电力工作者致敬，你们是世界最棒的！

让我们还是回到埃及，由于外部和内部的原因，埃及的民生没有搞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就会燃烧爆炸。所以突尼斯小贩自焚的事件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动荡与革命。但是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后的问题更复杂，甚至更严重。埃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

2013年8月15日，埃及经历了阿拉伯之春以来最血腥的一天，警方武力清场造成3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图为警察葬礼。@IC Photo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真的搞普选一人一票的话，上台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埃及之春爆发后的大选中，果然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了，之后埃及马上就陷入了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不停的争议。选举政治使然，这两大派的矛盾不断加深，双方都不妥协，结果就是国家动荡，资本外逃，企业倒闭，物价飞涨，犯罪率飙升。最后在2013年7月，军队又罢免了民选出来的穆尔西总统，当然后来导致一些新的动荡。

当时西方欢呼“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很多埃及人当时也高兴，认为只要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他们的困难都可以解决。但实践证明，埃及的问题不是一个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我刚才提到埃及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人口爆炸的问题，贫穷问题，贫困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西方模式一个都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还会使这些问题恶化。这就是“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我觉得中国成语“水土不服”，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切。

所以我觉得我们古人真是很有智慧的。水土不服，我查了一下最早的出处《三国志》中的《周瑜传》，也就是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水土两个字的用法非常精当，我觉得可以成为中国本土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我们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它至少包括四个层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化是最根本的，渗透到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讲水土不服，水就是文化，渗透到一切领域。土就是政治土壤、经济土壤、社会土壤。那么西方的政治模式到了阿拉伯世界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我们先来看水，也就是文化。埃及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清真寺宣礼塔，一日五次的祷告声不绝于耳，虽然也有所谓世俗派，但在社会底层，伊斯兰教的影响远远大于世俗派。而且从政治文化来说，伊斯兰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一方得失就完全排除另外一方，另一方得失就实行政治清算，残酷的报复。所以缺乏这种妥协和包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那么搞西方竞选民主过程，就是不断加深分歧，激化矛盾，深化对抗的过程，结果社会更大的撕裂。

我们再来看政治土壤。那么埃及内部主要有三股政治力量：伊斯兰派、世俗派，还有就是军队。其中伊斯兰派和世俗派是长期对立的，主要分歧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伊斯兰派主张建立哈里发宗教的这种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埃及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了百余年，这种局面必须结束。对他们来说，阿拉伯之春提供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同样世俗派要建立一个世俗国家，不允许国家回到哈里发宗教国家。

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土壤，埃及当时的经济主要是四根支柱：旅游业、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侨汇，在国外的埃及侨民汇来的钱，还有就是石油。跟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这种经济结构缺少制造业，缺少实体经济，所以对一个人口近亿的中东大国来说，这种经济结构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所以青年的失业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这出现一种什么情况？一旦没有政治高压，没有穆巴拉克，青年人走上街头，街头政治又造成更大的政治不稳定，甚至暴力冲突。所以阿拉伯自身带来的动荡，企业倒闭，资金外流。民生问题既是埃及之春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后来导致埃及进一步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